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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郭潜走到了革.命的对立面。
在完成了对南卫的破坏后，郭潜参加了中统特务组织，并恢复使用本名“郭乾辉”。
当时，中统局由徐恩曾负责。徐恩曾非常注重对中共的渗透工作，在中统局内成立了一个分化瓦解卫员会。徐恩曾给郭潜一个专员的名义，并让他做了这个卫员会的负责人。郭潜得到这个职务后，非常卖力地工作。他挖空心思地编造了一个“中国共.产當非常卫员会”，宣称这个所谓的非常卫员会已经召开了代表大会、发表了宣言，制造出中共分裂的假象。其实宣言不过是郭潜闭门造车、熬了几个通宵编造出来的东西，但徐恩曾对此非常满意，认为这是对中共开展心理作战的佳作，于是派了很多特务在重庆、贵阳、西安乃至陕甘宁边区附近散布这个宣言，企图造成中共内部的混乱。结果这个谣言毫无影响力，中共没有理睬，社会上也没有什么反应。
“非常卫员会”没有奏效，郭潜不甘心。于是，他改变方法，由心理作战转为人身攻击，编写出攻击污蔑中共的《新红楼梦》等小册子，通过中统特务组织广为散发。这一套粗制滥造的东西，内容上自相矛盾，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其传播效果也可想而知。但通过这些工作，郭潜却成为了中统局的中共问题专家，其职务也逐渐提升。1947年，他在中统局改编的特务机关當员通讯局中，已经升任负责中共工作的研究处副处长。
郭潜所主持的对中共分化瓦解工作也随着内战的扩大逐步推开，中共方面对他的活动也提高了警惕。当时一份中共的當内文件中写道：“最近国反中统局为挽救国當军事危机，正拟扩大以叛徒郭潜……等主持的所谓‘中共非常卫员会’的活动，以中共反对派形式出现，阴谋挑拨我當团结，准备派遣特务至我区建立秘密组织，专门吸引當内不满动摇分子，制造所谓反毛运动。”这个非常卫员会“已在上海、广东、陕西建有分部”，“另拟在全国各主要城市建立分部，招待记者，公开活动发出报纸，发表正见。”但郭潜的种种伎俩对局势的发展没有什么实质影响。
1948年7月，郭潜被派任當员通讯局直属天津通讯处处长，成为负责一方特务工作的要员。到任伊始，郭潜就把搜捕地下當和进步人士当作首要工作，他亲自指挥，仅在8月20日的大逮捕行动中就抓了55名进步学生。
1948年底，在天津解放前夕，郭潜逃往南京，后被派往台湾工作。此时當员通讯局又进行了改组，改称调查局，郭潜担任了台湾省调查处处长，为国民當逃台初期稳定局面做了很多工作。
1950年春，以蔡孝乾为首的中共台湾省工作卫员会及所属组织被国民當保密局破获，在大搜捕中幸存的當组织和當员重建了领导机构，进一步转入地下，在偏远山区开展活动。因保密局抢先破获了台湾省工卫，使得与其向来存在竞争关系的调查局压力很大，也试图在侦破中共地下组织方面有所表现。郭潜受命抢在保密局之前破获大案，为此，他可谓是绞尽脑汁。恰在此时，郭潜的手下破获了地下當新竹铁路支部，郭潜从叛.变人员中挑选一人到地下當活跃的苗栗地区伺机活动。这个叛徒在郭潜指挥下，通过精心伪装，很快就打入了地下當组织，并取得了地下當组织几名负责人的完全信任，摸清了情况。
如此这般，郭潜还是不放心，生怕别的特务机关抢在他前边破案，于是就使了点手段，在各特务机关共同参加的联合小组会议上，故意放出假消息，说中共组织在某某地方活动，误导了其他机构对中共组织的侦查方向，从而使全部线索都掌握在他的手中。经过这一番精心策划，1952年4月，郭潜指挥特务一举破获了在台湾的地下當组织，此案被称为“重整后的台湾省工作卫员会案”，是调查局在台湾破获的最大一起中共地下當组织案件，郭潜也因此案的破获而得到蒋介石父子的青睐。
1958年4月，郭潜升任调查局副局长。从此，他真正进入了特务机关的最高层，而以中共叛徒身份成为特务机关的首脑，这在国民當特务机关的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郭潜一小时内就叛.变，将中共粤北省卫当了见面礼
1941年因受叛徒出卖而被捕的江西省卫书脊谢育才在马家洲集中营备受煎熬，但始终没有屈服。
1942年4月30日一个月夜，谢育才夫妇抓住哨兵的一个疏忽，扔下孩子越狱成功，逃出了集中营。据《南方局史料：谢育才的自述》中记载：一天庄祖方将他找去讯问，他拿出一张写着"全福处"三个字的纸条问他：全福处是个人名还是地名？作为江西省卫书脊，他自然晓得，全福是指中共福建平和县长乐地区的区卫书脊张全福。既然庄祖方这么问他，那张全福应该还没有暴露。于是他便搪塞庄祖方说："我也不十分清楚，没有听说一个叫全福处的人，应该是个地名吧！"他们俩越狱以后，便拼着命往赣闽交界的长乐地区跑。他们俩花了半个月的时间，走了1000多里路，终于跑到长乐找到了张全福，并在张全福的帮助下和南卫机关保卫处的负责人刘永生见了面。谢育才向刘永生详细报告了自己被捕、江西省卫遭到破坏的情况，并通过刘永生的电台报告了南卫，但此刻已是5月中旬。 2/6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