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4年9 月,彭德怀因患直肠癌,得不到医疗救治,身体状况急剧恶化,去世前他希望见妻子浦安修一面,但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学图书馆进行“劳动改造”的浦安修终究没去见他。10月以后,陷入昏迷状态。1974年11月29日下午14时25分在北京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即“三○一医院”)因病去世,享年76岁。 12月17日遗体进行火化,骨灰盒上的纸条上写著“王川、男”三个字。
黄克诚忆彭德怀之死:他痛得把被头都咬烂了
我一辈子处事、待人、做工作都比较温和谨慎,从来没有这样“泼辣”过。过去我在新四军任三师师长时,见过经济理论家孙冶方同志,他后来说当时对我的印象是有“儒将”风度。“儒”字我不敢当,我读书不多,对马列主义重在领会精神实质,并未系统地读;其他亦未学有专长。这话只是说明我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温文、讲理的。但是,面对不讲理的人,我也绝不“温、良、恭、俭、让”。那时我是囚徒,又年老体弱,抗的力量和方式都很有限,但我毕竟表达了我抗的意志,有时也多少有点效果。
我在1970年接到家中讯息,恢复了和家属的联系,最难过的日子似乎已熬了过去。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国事件发生后,监管人员态度改变。厕所、洗澡间都开放给我们使用,暖气也好了一些,但我们当时却不知道原因。我因患感冒,咳得很厉害,发高烧不退,住进医院。在医院和哨兵谈话,才知道发生了林彪叛国变。
1972年1月,我从广播中得知陈毅元帅去世的消息。陈毅和朱老总当年曾带动我们在湘南起义,起义失败、上井冈山改编后,陈毅是直接领导我的师长。抗日战争时期我从八路军调到新四军时,他又是直接领导我的军长。多年的老上级、老战友辞世,论公谊、论私交,我心中的难过是无可形容的。但我连去追悼他的资格也没有,只有心中默哀而已。后来又听说刘少奇、贺龙、陶铸等也都在“文.革”期间去世,但详情一无所知。刘主席、贺元帅是我尊重的上级领导,陶铸和我还是谈得来的朋友。他们莫名其故地死去,令我悲伤不已。 1968年下半年,为阻止贺龙参加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会,开始进一步审查贺龙的“问题”。专案组想搞“面对面的斗争”,“中央文.革碰头会”认为贺龙的“脾气,怕斗不过”,改为“背靠背”提问题,让贺龙回答。
9月18日,第一批“问题”提出:“南昌起义你干了些什么阴谋活动?你要如实交代你的罪行。”“1929年你怎样派亲信持密信向国民當乞降的?”“1933年蒋介石招抚员熊贡卿去你处叙旧,你是怎样向他表示乞降蒋介石的?你们是怎样谈判?最后达成什么协议?……”
贺龙看后狠狠地把这些纸往桌子上一摔,吼道:“真是活见鬼!哪里有这种事。人都给我枪毙了嘛!栽赃,完全是栽赃!白日撞见鬼了!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