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大萧条指物价狂涨，或者购买力严重下降，或者公司大规模倒闭失耶敱出现等。
我研究过民国乞丐与流民的大量相关资料，所以精通丐帮规矩和黑话。
到时我大概能混个甲头，或是开个丐帮培训班。
如果遭遇大面积的天灾，各地的人大都有传统的避难目的地，如闯关东、走西口、下南洋等等。
根据各地人均粮食产量来看，我推荐闯关东。
闯关东是清朝开始数百年来农民面对灾荒时想到的最美好的地方，那里地广人稀、物产丰富，很多人发了财，再不济也能活命。
这条路线，是经过数百年考验的。
历史溯源
《山东与关东》：东三省所有的荒地，多半是山东移民到那里开发的。有的开发百十年的，有的开发几十年的，现在都在那儿落了户了。有些居然成拥有数万或千百亩地的大地主了，即便不好的也是自耕自田，衣食有余，很少到现在，还是贫无立锥之地的。这种无论是在久已开发的辽宁吉林，或是正在开发的黑龙江都是无多大的差异的。尤其是在正在开发的黑龙江，每年成千成万的山东人，携家带小，到那儿开荒垦殖。即便在各农村各富户家，所雇佣的长工苦力，亦多是从关里新过去的山东人。就是那里培植耕种的方法，亦同山东仿佛，多半就是山东的方法。
怎么去呢？
一条是沿着铁路线，步行、自行车，有机会的话就扒火车。扒火车是必备的技能，现在火车速度普遍太快，高铁更是扒不住的，所以一定要能分辨火车类型，最好是扒速度较慢的货运火车，还可以充分感受大自然的气息，另外请积极锻炼身体，增强臂力，以免跌落。
一条是走海路从烟台、青岛等港口坐船去东北，费用会稍微高一点。
无论走那条线，在去港口或是火车站的路上，一定要充分利用时间，要沿路乞讨或是开直播求大哥打赏。
据民国《十六年海关调查山东向关外移民表》，烟台出发153678人，龙口81629人，津浦线及陆路250000人，民船1855人，青岛62836人，各地出发儿童总数38500，总计808500人。仅仅在1927年这一年有统计的移民数量就达到了将近81万。
自从清朝乾隆道光年以后，山东、河北一带的农民向关外移民的，一年多过一年，尤其是山东的最多。刚开始的时候，山东到关外是只能走路去的，没有轮船火车，边走边乞讨没有几个月是到不了的，很多人因为疾病、冻饿、劳累死在了路上，风险很大，人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去关东的。直到民国，火车轮船相对方便了，前往关东谋生的人数开始剧增。
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体验还不错。
“只若到了每个乡间，问一问乡间一般老年人们，他们便可讲很多关东的故事。他们可以告诉你说，关东是天富之国，那里有黑河的金厂，遍地都有宝物和大银元，你只若不倒霉，便可发个洋财回家。那东邻的王某人，不是在咱村里，穷的过不了啦，以后移到关东去，到于今，才三十年，人家在哈尔滨有几千亩地。那西邻张某人，不是就一个穷小子，跑到关东吗？现在才几年的光景，人家混的家产业就，把媳妇也娶上了，现在也有儿也有女啦！还有那某某人，他在关东每年回家一次，哪次回家不带回千八百元来？反正关东地方事好混，钱易赚，比咱山东大不一样啦！”
启发
线下乞讨效率太低，要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的优势，充分展示沿途人文风情、自然风貌，提高趣味性的同时，要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表现出自己的不易，这样大哥大姐们掏起钱来比较爽快。
选择这一套餐的，不必是完全破产的人，有些资金甚至是小康的人可以选择。
传统的路线是每年秋收以后，本着闲着也是闲着的原则，就扶老携幼到临近的大都市去，一来可以算作短途旅行，二来可以有些收入，起码不用在家白费粮食。
历史溯源
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刚到宿州任知州，就着手“作肤言以醒逋逃之俗”，希望整饬当地逃荒的习俗，说明早在1556年以前当地的逃荒习俗已经形成。安徽北部凤阳县因为独具特色的“花鼓”更是声名远播。清初的魏裔介曾作《秧歌行》对凤阳农民以花鼓乞讨的习俗作过描述：“凤阳妇女唱秧歌，年年正月渡黄河。.......衣衫褴褛帕在首，自言出门日已久。前年寿州无雨泽，今岁泗州决河口。........我唱秧歌度歉年，完却人租还种田。南来北往如飞雁，如此艰辛实可怜。”
乾隆三年李干岭在《禁游民议》中提到：“伏见凤阳、寿州暨其接界州县，历来积习之游民，每至秋末冬初，收获既毕，则封其室庐，携其妻子，备箩单，挑锅釜，越州逾县，百十成群，以乞丐为事。居宿亭庙，遍历乡村。又或以花鼓歌唱为讨取钱米之媒。直至来岁夏初麦熟，始相与负载提携而归。凡此等类，非实有水旱螟蝗之灾，饥寒切身之苦。然而废廉耻之道，长游惰之风，开饮媟之门，启偷盗之隙，虽经历前款谆切示谕，而此风不息。”此文中很明确的 记录了安徽北部地区外出乞讨的习俗，无论丰收灾荒，秋末冬初外出，春末夏初回乡，时间上比较规律。百十成群，全家出动，说明往往以宗族、村落、亲戚为单元的有组织的行动。
比较出名的《凤阳歌》中：“说凤阳，话凤阳，凤阳原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惟有我家没有得卖，肩背锣鼓走街坊.......”
凤阳的人打着花鼓，四处流浪，有的人打着花鼓往北走，有的往南走。1935年《玲珑》报刊《凤阳花鼓与支那小脚在法国》一文中对凤阳花鼓在法国的流行作了描述：“不意欧洲反盛行此一夫一妇，随地击鼓鸣罗之花鼓曲。尤以法国为最多。此辈之入法国，并非由船或车，乃经华北而入俄，步行抵法者，因无护照与居留证，不能入著名区域，只在偏僻之地，幕天作宅，漂流无定。且多十一二岁至十四五岁之小儿女孩，二三成班。作花鼓或掷刀之戏，局促于咖啡馆前，向食客索资。法人因好奇心之驱使，常令作歌，给以一二法郎，一日所得，亦颇不菲，有竟能积资至数千元者。其亲友之间，闻此遂视为利之所在。因此此种花鼓与掷刀弄棍之人，有一千余人，势力亦自不小。”民国的文人在报纸上对出国乞讨的事情感到非常羞耻，批评凤阳地区人民“游手浮食”，然而今日看来，当时的凤阳百姓不但不懒惰而且非常能吃苦，非常有胆识，别说兵荒马乱的当年，就是今天谁能徒步前往法国也是很不寻常的。当时的百姓不过是水深火热中求活命罢了，若是国富民强谁又会步行前往万里之外的欧洲乞讨呢？况且当时灾荒连年、土匪如毛、军阀混战、日寇入侵，不外出谋生，难道坐以待毙，为了面子而活活饿死吗？别说，当年民国还真做出过很多这样的事情。
东南亚华人社区的花鼓歌，忠实的记录了凤阳人乞讨的生活：“春季里来百花开，身北花鼓下苏杭。人家游山又玩水，花鼓女沿街去卖唱。夏季里来荷满塘，鼓条一双泪两行。人家说俺日子唱着过，哪知为讨百家粮。秋季里来菊花黄，破衣难抵秋风凉。抬头望见中秋月，不知亲人在何方。冬季里来雪茫茫，身无分文难回乡。天涯卖唱吃尽苦，花鼓女梦中思凤阳。”
民国时期天灾连年、军阀混战、日寇入侵，更是让凤阳的人民苦不堪言，1947年《东南风》中有一篇《凤阳难民南来》的报道：“凤阳本是个极苦的县份，一向民不聊生，而经过战乱之后，加以匪贼横行，水灾天旱益发，当地的人民简直无处可容身。所谓是大户人家卖田地，小户人家卖儿郎的话，现在更有不如之处，有田地的人早就把田地卖全了，即使剩得，然而荒芜遍野，无法种植，又有谁会收买，大家自顾不暇，焉能再买人家的孩子回来增加一分口粮，凤阳的人民已逼得四面楚歌，唯一的办法只有背起花鼓来向四方流离奔走了.......这批难民无路可奔，只得纷纷进入各地市区街巷，沿门求乞，当局也无法安插他们，情状之惨，不忍卒视........”
1946年《文饭》中《叫化子的王国：凤阳县》一文中：“现在无论南北各县大小城市，随处可以看见二三女娃执长圆小鼓舞三根鼓槌，玩花套，打花鼓，口里哼着花鼓调的小词。并且，听说欧洲各城市亦时有缠足华女，歌舞凤阳花鼓于异邦仕女之间.......除了凤阳东南乡燃灯寺红心集一带，每届冬季，间尚有少数人家妇女，为了口腹，悄然离家，至携鼓鬻拔于方外，至来春始行远乡者之外.......”
每年冬季农闲外出乞讨显然已经成为当地的一种习惯，而每年春天才出乡的农民显然已经转变为职业乞丐，完全不经营土地了。
1932年《益世报》中《别样生活，竟以乞讨为业》：“近日逃荒过境者每日不下百数人，男女老幼，抱儿携女，结队而来，每至县邑，辄去县府请求盖戳并有出发地县府之证明书，沿街耍钱索物，以充饥渴，据云，多系河南河间附近各县居民，每年秋收后，分二路出发，一路向他方去，一路沿平汉线至石门，更由大道至获路井陉，而至山西，沿途乞食充饥，所得钱财则分毫不用，至次年春，有由原路返故乡者，或由他路而回者，此数月间，亦储蓄钱财甚多，至家后，或置房屋，或购田地，而依然耕作云。”
1934年《定县经济调查一部分报告书》中对定县“雁性乞丐”进行了调查：“1931年夏天讨饭家数1041户，冬天讨饭家数1383户，1932年夏天讨饭家数1363户，冬天讨饭家数2184户，1933年夏天讨饭家数1999户，冬季2335户。”这三年间外出乞讨的农民数量不断增加，一方面反映出农民经济条件的不断恶化，也反映出这种习惯的扩张性，无论何种职业只要能谋生，亲戚带亲戚，朋友帮朋友很快就能形成很大的规模。
启发
现在不必四处巡演去展示自己的才艺，可以多开几个直播账户，跳舞唱曲、搞怪卖惨、带货都可以，主要还是要能吸引足够的观众。优点是时间自由，不太辛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