患病后的杨丽坤离开歌舞团流落到边疆小镇，同志们把她找到后送入医院治疗。病稍微好后，更残酷的折磨又降临到她身上。《阿诗玛》被康生宣布为”宣扬爱情至上“的毒草，她成为修正主义文艺的”黑线人物“。杨丽坤被关入一所学院舞台地下室，白天被拖出去批斗，晚上躺在两个凳子上，姐姐永远忘不了她被铁丝捆着跪在瓦碴上惨遭毒打的情景。
在恣意摧残下，她出现幻觉，造饭派不仅不给治疗反而对她加紧了迫害，说她是有意装疯是”正治疯子“日以继夜的进行刑讯逼供。杨丽坤终于被逼疯了……危难时刻，她想到了给妹妹写信并向国家总理周恩来求助才得以解除管制送到精神病医院。
杨丽坤的冤案早已有历史结论。
众所周知，1976年10月后，全国各地都经历过“揭批四人帮”、“平反
冤假错案”和“落实正策”等一系列正治运动。其中云南省歌舞团也不例外。杨丽坤受迫害的冤假错案正是在那时得以平反并落实了正策、安排到上影厂工作的。对于那些摧残、迫害她的人和事，当年早有结论。此后，一些媒体围绕杨丽坤的悲惨遭遇发表过不少采访报道（被采访人大都是当年“文革”中和杨一起经历磨难的歌舞团老同事和好朋友）。近年来，在云南省有关领导和省卫宣传部的关心支持下，当年与杨丽坤一起成长的队友、云南省歌舞团舞蹈编导周培武和云南著名作家张长先生合著的《艺术生死-杨丽坤传》也由云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了（书中某些章节中涉及到杨丽坤的病因及受迫害的一些情节）。可以说，整个事件的基本事实已很清楚了。但杨克武却篡改历史，凭空捏造我“欺骗、出卖了杨丽坤，并致使她受到迫害”等。完全是蓄意诬陷、诽谤，别有用心、哗众取宠。
杨丽坤得病及“划线站队”运动中被关押、迫害的经过
我与杨丽坤自1967年初谈恋爱，后遭其五哥杨克文粗暴干涉，逼她和我
断绝关系。使其原本处于“文革”动乱环境下的精神压力加码，思想极端矛盾和痛苦。就在此状态下，杨克文不但不理解，反而于12月下旬趁我不在场时，和一位镇沅县的男同事强行将杨丽坤带走，连她想和我见面道别的恳求都未允许（当时云南省歌舞团在场的同事们是亲眼目睹她被杨克文扇耳光后伤心地哭着离开的）。此后一个多月，我不知他们的去处，也得不到杨丽坤的任何信息。直到（1968年2月）杨丽坤得病且不相信任何人并拒绝治疗时，杨克文才不得不给我打电话。当时除表示歉意外，就是希望我尽快赶到他的工作单位镇沅县xx局劝导杨丽坤吃药治疗。我冒着武斗尚未平息、公交运输中断的风险，赶到了镇沅。在那里所做的工作就是消除她的恐惧心态，让她相信医生、按时吃药治疗。其后的治疗效果十分明显，杨克伟同志（杨丽坤的小弟，当年是她陪护姐姐）可以证明，当地的县医院也会有记载。杨丽坤正是在病愈的情况下，才清醒地将到镇沅后所经历的事及发病时的情况告诉了我。为了她大病初愈的身体更好地康复，医生建议，需让她尽快离开发病的环境。于是在镇沅我就和杨克文、杨丽坤共同商定经由思茅乘飞机返昆。后来按计划在思茅休息了几天，也是由杨克文一起陪同我们回到昆明的。可意想不到的是，回昆明仅几天，杨克文又不顾杨丽坤本人的意愿、不听我劝阻，于1968年3月下旬将她送到东川八姐杨丽辉那里疗养，并于数月后，逼杨丽坤写信与我断绝了关系，直到1969年初才让她返回昆明。然而，杨克武的文章中不仅歪曲、掩盖了以上事实，还故意阉割了1968年3月至1969年初的历史，反诬我将杨丽坤从思茅骗回昆明，“带到民院X派办的学习班”接受批斗，以及顾春雨因与杨丽坤划清了界线而顺利进入了省歌舞团革卫会……等；他甚至还故作可怜地说“我和妹妹杨丽坤被顾春雨欺骗了，我们的诚实和善良被顾春雨利用了，我们被他出卖了！”这除了恶意诋毁我，还无形中将杨丽坤描绘成一个毫无头脑、可以随便欺骗的人。真是对历史最大的亵渎！事实是： 2/3 首页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