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改装训练结束之后,已到了1959年8月。空军第三训练基地兵分两路,一路由正卫贺芳齐、正治部主任张思聪、副参谋长邵殿奇等领导率领机关和1、2、3营以及技术系部分人员,到酒泉靶场。主持2、3营的实弹打靶实验。另一路由主任张伯华、参谋长张建华率领机关和技术系少部分人员,留在北京,筹建地空导弹发射阵地和群指挥所。这部分人不多,记得有作战科长万国平大尉、通信科长毕盛三大尉、技术系的王有章、吴为和我。筹建地空导弹发射阵地和群指是在北京空军首长领导下进行的,其实群指就是北空指挥所下面一个指挥室。开始我们住在离北空机关不远的幸福大街招待所,后来干脆搬到北空大院。筹建工作开始是阵地和群指分头进行。我被分配参加阵地一块。当时确定建设五个发射阵地,1营在大兴县东枣林村、2营在通县张家弯机场、3营在丰台槐树岭、4营在昌平县沙河机场、5营在顺义县河南村等。这五个阵地我只去过顺义县河南村一次。我的主要工作是在北京西黄村火车站。修阵地需要大量石头,那时部队在八大处开山修建指挥所,开出大量石头。这些石头需从八大处用汽车运到西黄村车站,再装火车运到所需阵地。参加运输的有两个汽车连,装卸的有陆军两个连队。我的工作就是组织这4个连队的运输和装卸。一天北京空军副司令员李际泰大校说要到现场检查我的工作。和他一起到现场的还有北空后勤部王部长,是一位中校。到现场后我首先领他见了陆军团的团长,是一位陆军大尉。虽然这个陆军团和空军互不隶属,但这位团长对李副司令员,还是显得毕恭毕敬。随后李副司令来到西黄村车站的站台,当他看到装卸的情况战士们都是徒手装卸后,很不满意。虽然这个工作是我负责的,但李副司令对我没有一句批评的话。他转身把脸一沉对随行的王部长发了火。这是甚麽事?怎麽作的工作?你看这效率低还不说,伤了人怎麽办?王部长连忙说,我来解决,我来解决。随后王部长和陆军团长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向李副司令报告说明天给他们解决装卸工具和人员的伙食补贴。结果第二天扁担、抬筐、铁锨等工具就送到工地,同时给我开了一个2000元的银行帐户,并给我一本支票。让我每天用支票发给车站费用和连队补贴。2000元钱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个小数目。事后说起这件事,有人说你好大的胆子,那麽多钱每天公共汽车挤来挤去,你也不怕出事。说实话那时年轻不太懂事,事后想想还真有点后怕。
到了1959年9月我的事告一段落。开始参加群指值班工作。在群指的值班首长除张伯华主任、张建华参谋长外,还有北空作战处的张郁少校,一位苏军上校顾问萨留申。中层干部有三位科长,除前面提到的万、毕二人外,还有北空的张灿荣大尉。下面有六位参谋,包括技术系的王有章、吴为和我,还有北空的三位参谋。参谋中有五位是方向参谋,在作战时分别负责与下面5个营通信联络。传达值班首长命令和报告该营情况和营长战斗决心等。还有一位参谋是上报参谋,负责与上级指挥所通信联络。传达上级指挥所命令和报告群指的作战态势等。我当时是与3营联络的方向参谋。此外还有一些标图人员都是战士,负责把远方目标,标在标图板上供值班首长参考。
到了9月下旬,5个营已进入阵地,我们群指也开始值班了,但此时属常规值班,平时只有一个参谋和一个标图员,除每天早上各营报告功能检查完毕兵器状况良好外,一般事情不多。就是标图员比较忙碌,因为即使目标在台湾海峡,也要在远方标图版上标出。不过在这看似平静中,我给张建华参谋长惹了个祸。一天上午北京空军司令员罗元发中将,来到群指。他首先问各营兵器状况和战斗准备情况。我根据上报记录说各营兵器状况良好,各营都作好了战斗准备。他又问五营呢。我说五营也一样。这时已看到他不高兴了。我也不知那里回答错了,我又看了记录没错。这时他一回身看到记事板上在5营的下面有两行数目字。他说这是甚麽。我如实回答:上班没有交,我也忘了问。这时罗司令员再也控制不住了,大声说这样的参谋有甚麽用,张建华嘞!找张建华!我和标图员赶紧打电话找张参谋长,那时北空没有张参谋长的办公室,因为苏军顾问一般不来上班,通常张参谋长都在顾问办公室,不巧张参谋长不在,我们又四处打电话,又过了好几分钟才终于找到。这时罗司令已很生气了,还未等张参谋长跨进门就喊起来了,你这个参谋有甚麽用?一问三不知。张参谋长一面笑者一面替我打圆场,说他们那能都知道呢。罗司令说好,你知道,他指者记事板数目字说,这是甚麽?试想我值班参谋都不知道,张参谋长这半天都未进群指,他那知道这个数目字是啥呢。不过张参谋长不象我回答的那麽硬邦。他说我了解了解,我了解了解。这时罗司令看问不出甚麽了,就说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 5/7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7 下一页 尾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