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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外界与中国打交道的主体人群在发生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直接同中国人接触、交往。他们不是从冷战深处走出来的，过往的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淡了许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乃至更年轻的一代有条件摆脱冷战思维的羁绊。这对我们是契机。
对外传播要心里装着“人”
沟通和传播是有明确对象的。不论是对外演讲、接受记者采访还是出席国际论坛，对象虽然不同，但有一个基本共同点——面对的都是人，是有思想和各种文化习惯的人。我的体会是，开展国际传播心中始终要装着“人”，包括三个渐进的层次：了解、重视和尊重。
首先是了解对象，特别是“第一现场”的听众，即在特定时间和空间下对话的具体人。如果是演讲，需要考虑台下的听众主要是学生、学者、业界人士，还是正策制定者，他们对中国哪方面的正策和情况更加关注或者有疑问。如果是采访，记者或主持人关心什么问题？相关的新闻机构有什么正治倾向，秉持什么立场？如果是国际论坛，主持人或者嘉宾也会有自己侧重的问题或者角度，应尽量多地了解他们的背景，论坛通常关注的重点是什么、讨论的主题又是什么？同台嘉宾是谁？他们关心哪些问题？对中国采取的立场是什么？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了解对方，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对话。讲中国故事，目的是让对方了解自己。重要的不仅是自己想讲什么，也需要了解对方想知道什么。“讲”和“听”这两个管道接通了，才能达到传播的目的。
第二是重视。这既包括同意自己观点的人，也包括那些反对或者不认同的人。遇到对中国误解和偏见比较深的人，需要考虑如何应对对方提出的挑衅性问题。例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采访者与被访者之间是一场智慧的博弈，双方都是要赢取镜头背后公众的认可。尤其西方媒体不会轻易让我们利用它们的平台传播我们的主张，总是会试图抬高门槛、提升难度。而我们既然要登上它们的平台，就要做好打硬仗的准备，提升自己应对尖锐问题的能力。提尖锐问题的人，可能是出于偏见，也可能是想通过引起争论增加新闻性。尖锐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会，就像打网球，对方打过来的球越重，越有机会借力打力。应对尖锐问题需要判断对方的质疑是基于错误的事实还是错误的逻辑。如果“事实”存在问题，那么真实情况是什么？如果逻辑存在问题，如何找到其破绽，釜底抽薪地化解掉？通过回答问题赢得理解，实现传播的目的。
第三是尊重，对人的尊重，对人性的尊重，这是我们作为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行为中需要一直秉持的信念。今年是周恩来总理诞辰120周年。周总理处理涉外事务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他在与人交往时彰显的那种源自内心的尊重，使得与他打交道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对手，都对他充满敬意。 4/6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