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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两个包工头磨磨蹭蹭走在最后面，几次想掉头回去，可回哪里去呢？老宋、浩浩和一个小伙子寸步不离地走在他们身边。工地离城区有点儿远，路上来往的人和车都少。没有观众，这场表演也就显得有些乏味。有性子急的人在包工头衣服上拉扯了几下，催促他们快点走。其中一个包工头说：“别动手！”老二这边的人也互相提醒千万不要动手，不然占理的变得不占理，还要赔他医药费。
游街队伍引来了一辆警车。两个包工头走上前去，要报警。我们在前面走得快的人也掉头围拢过去。
从警车下来两个人，一个穿警服，一个穿便服。他们似乎并不清楚该拿我们怎么办，但至少显得胸有成竹——我想这便是拳力的神奇作用。其中一个包工头拿到一张报警单在上面填写，工人们围着警察七嘴八舌地解释。穿警服的说，农民工讨要工钱不违法，但不能扰乱公共秩序，更不能动手打人。人群仿佛获得肯定一样洋溢着一种释然之后喜悦与感动交杂的情绪。许多声音在说：
“这个我们懂。”
“肯定不会打人。”
“你问他们，有没有人打他？”
穿警服的问填完表的包工头：“有人打你没有？”
“还没有。”
20岁工地妇女30元一次 小雪在工地上被民工小说
人群中爆发出哄笑。穿警服的也笑了，穿便服的则仍旧板着脸。
穿警服的又说：“但是你们也不能限制别人的人身自由，不能强迫。”
“我们没有强迫，”老宋说，“我们是请他们，一起到劳动局去解决问题。”他特别强调了“请”这个字。
人群中有个声音说：“你们要是不相信，可以开着警车，把他们两个和我们一起拉到劳动局去。”
穿警服的说：“我们警察也不能无缘无故带任何人走。”
警察自己走了。队伍重新上路。
行进到城区的街道，我们自然引起了路人的好奇和观望。许多年轻人举起手机拍照。队伍在机动车道上前进，但有的工人觉得丢人现眼，脱离队伍混到人行道上的行人当中去了。于是从后面有话传来：跟前面的说，跟着队伍走，不要走到外面去了。
我穿着迷彩服和胶鞋，看到沿路的行人和自行车避让我们，汽车也不敢按喇叭，心里有种奇特的兴奋和快意。我明白此刻我并非我，而是穿上了戏服、带上了面具，成为集体内众多无名氏之中的一个，更确切地说——我和集体融为一体了。我感到自己充满了勇气和力量，甚至盼望队伍不要行进得如此平和，要弄出点事儿来才好。
在县正府大院门口，我们被拦了下来。可如果没人拦、没人理睬，我们也不知道接下来还可以做什么。做出比游街更激烈的举动不在我们的剧本上，我们也欠缺那样的动力。当然，拦我们的人手上也有一份剧本。我们既然这样大张旗鼓地到来，是肯定会受到接待的。对方问我们谁是负责人，带着冷淡而平和的态度，仿佛从深宅大院走出来、已等候我们多时的职业管家。他让我们收起横幅，把老宋、浩浩和两个包工头叫到院门口的传达室，不一会儿又把他们带到办公楼里去了。有些工人跟了上去。
留下的人聚在院门口的草坪上，有的坐，有的躺。有一个人用手肘撑地侧躺着，另一只手握着一瓶白酒，不时往嘴里灌上一口。一瓶酒就这样干完了。他是彝族，从四川凉山来。大家传阅着他的身份证，上面用了汉、彝两种文字。旁边有个一声不响的小伙子是他的儿子。他们过几天就要回去过彝族新年了。
我闲得无聊，便也走到办公楼里，在一楼的厕所撒了泡尿，然后去劳动局所在的三楼瞧了瞧。先跟上去的人聚在一个会议室里。没人给水喝，大家倒也视其为理所当然，围着长会议桌，看报、枯坐、打瞌睡。
欢欢说要到马路斜对面的公共厕所去撒尿。我告诉他办公楼里就有厕所。我讲了具体位置，但他还是用手勾搭在我的肩膀上，坚持要我陪他一起去。他虽然没说，但我看得出来。欢欢比我小一岁，但已有十余年的外出务工经历，足迹分布山西、东北、江苏、新疆、贵州……平日里，也算是他们四个人当中的“头目”，可仍然对人署衙门怀有微妙的恐惧。 2/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