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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走的时候才65岁，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也是相当艰苦的，晚年物质基础好一点了，但不幸病魔缠身，谈不上生活质量。他的一生可以简要的概括为三个阶段，务农--顶职--病休。
务农
从有记忆开始，父亲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一个伟岸的农民形像，他身材高大健壮，是农村里种田的一把好手和好劳动力。父亲没读过几天书，但天资聪颖，做事有条理，动手能力极强。父亲是家中长子，下有姑姑和两个叔叔，姑姑远嫁到瞭望城，两个叔叔相继招工到了爷爷工作的单位--资兴矿务局，乡下就留下了奶奶和我们一家。因为是长子，父亲自然充当起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和当家人，撑起这个家庭的重担也就落到他的身上了。
78年分田到户后，我家大约分到了五六亩水田，父亲扶犁倒耙，插田扮禾样样能行，一到春耕和双抢，队上的水田翻耕基本都离不开他，到了双抢和秋收，扮禾踩打谷机和担毛谷他都是主角。除了种田外，农闲时间父亲就去附近的小煤窑挖煤补贴家用，在那种条件艰苦，安全隐患重重的的小煤窑做挖煤的大工，一把开山斧砍凿并用，架起的巷道稳固安全，所以，在小煤窑的几年倒也平安无事，还有几个喊起的徒弟，逢年过节偶尔来我家串串门拜节。除挖煤，父亲还无师自通的学会砌匠，周围上下几里的邻居如有建房的，总会叫上他去，但基本上是帮工，不收工钱的义务工。农村里建房慢慢也从砌实心的泥土墙过渡到红砖的空心墙，因为没有拜过师傅，到头来还是土砌匠，没有走泥水匠这方面发展，父亲的这项手艺也就慢慢的淘汰了。
父亲在农村留给我们的财富莫过于现在这块宅基地，在我们农村上下几里都算非常不错的，又大又开阔。我出生的时候，我们还是住在一个大户人家遗留下来的大屋场里，全队几十号人基本都是住在一起，屋檐挨着屋檐，屋挤屋，人挤人。老屋都是土坯房子，阴爱敱湿得很，更要命的房子少，一家几口都住在一个房间里，太挤了。父亲那时候还是蛮有远见的，率先在离大屋场100多米的小山坡开辟出了一个地基，背靠大山，坐北朝南，冬暖夏凉的好位置。70年代，最初建了三间土砖房子，一间正房，一间厢房，一间灶屋。后来到了80年代又在西头加建了一间堂屋，一间正房，一间灶屋，这都是为了哥哥结婚准备的，农村里儿子大了，总是要分家的。到如今，我们兄弟在原址上各据一头都修建了新的楼房，这在现在看来是难得的基业，这一切都得益于父亲当年的远见。
顶职
到了80年代初，爷爷在煤矿工作了几十年即将达到退休年龄，根据当时的正策，退休时还有一个顶职名额，可以解决非农户口和正式工作，这在当时农村可以说是天大的好事，意味着跳出农门，端上了铁饭碗。在顶职的人选上，全家有两种意见，一是以奶奶为代表的，偏向于要嫁出去姑姑顶职，理由是姑姑年龄上有优势，并且姑父本身就在爷爷的单位上，可以解决一家人两地分居，而父亲在农村已经成家，一家都在农村，再说父亲顶职去了，一个大家庭没有男人在家，奶奶怕一家老小受邻里欺凌，而且家里的田地确实需要男劳动力。二是以母亲为代表的，坚决要求父亲去顶职，理由是父亲作为儿子，前面已经错过了两次招工的机会，现在是最后的机会了，父亲更有优先拳。最后，在母亲的极力争取下，以及爷爷的传统观念决策下，最终以父亲为人选顶职去了爷爷的单位。
父亲离开家乡，到400公里开外的资兴煤矿上了班，做起了端铁饭碗的工人，但他的根还是一个农民，每年他会把所有的假期集中到春节和农忙时节休假，过年和双抢是铁定要回的，几十年没有变的规距。400公里的路程在那时不算近，没有直达车，坐了汽车到长沙，再转火车到郴州，再坐汽车到资兴，再到三都镇，再到宝源矿，要足足一天的时间，而且京广线上的绿皮火车总是挤得水泄不通，经常性的没座位，很多时候，都是站七八小时回家，路途的辛苦可想而知。因为父母妻小在农村，过年回来是为了一家人团聚，热热闹闹过新年，父亲回了就会把老屋场里的爷爷，奶奶、叔公接上来吃年夜饭。过年回的时间大约就是半个月的样子，年底回来，不到正月十五就要归队上班。而双抢时候回来，父亲往往都要呆一个把月的时间，直到双抢搞完。双抢是农村中最忙最累的时候，每天起早贪黑，而且正是夏季高温最热的时候，每天的温度基本上都是在35--40度，父亲这个时候回来完全是挂念家里少了劳动力，田里的活怕我们做起来吃力，这段时间的休假根本不是休息，相反比上班更累，相对于其他同事，父亲这方面是要比其他人辛苦得多。 3/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