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贝抬高腿倒点红酒 宝贝把红酒瓶塞进体内 红酒瓶塞的惩罚

　　次日大伟回城，那是个大晴天，一早日头就晒得人发昏。她给大伟收拾衣物，试探着说跟他一起去城里打工。大伟只道要她好好养胎，在家里还能农忙时给二老搭上手，别想些有的没的。她又问大伟：“你想是个男娃儿女娃儿？”

　　“都好吧”，大伟的语气不那般果断，她听得出迟疑与为难。她还记得生应冬时她也这么问过大伟，那时他憨憨地笑，直答都喜欢！都爱！那时四处都溢着希望，婆婆与她话也温和得多。现在的她觉得自己像被关在地窖里，越来越无法呼吸，一日比一日混沌。姨婆早饭后又同她追来电话，说再晚几月就流不掉了。

　　送完大伟回家已是晌午，孩子去了学校，家里依旧只有两个老人同她。公公在田间收尾麦，婆婆在屋顶晒秋苞米种，她拾掇完屋子里外又下了米，才拎着袋子出门。婆婆扬声问她去哪儿，她说去哑巴家给苞米问问脱粒机，春种儿快收了。婆婆于是温声要她早回，她说好。

　　她再也没有回去。

　　她拾了两套衣服，四百块钱，拎着那个袋子就这么永远离开了刘家。没有大仇大怨，没有酗酒家暴，她在最热闹的忙夏里，离开得不声不息。她最终逃离了那一家人得到结果的现场。

　　她成了坏女人，遗臭万年的罪人。除了母亲，她没有任何依靠。

　　她不敢去姨婆那儿，搭火车去别省找了个小诊所，流掉孩子前，她在马路边上给母亲打电话，足足两个小时。她也不知自己哪里有那么多不公要控诉，只是过往一桩桩一件件，丝毫没有间断地，都一一想了起来，她说着哭着，哭着说着，决意再不回头。挂下电话，那个孩子就离开了她的身体，她与那个家，再也没有丝毫联系。

　　听说不久姨娘便来妈妈家里大闹了一通，跪坐在廊阶上哭嚎半晌找她，抓着妈妈说：“我哪里对不住罗家，你女儿为何要杀我孙，负我儿啊！”，直哭到声音嘶哑也没个儿停。妈妈两是煎熬，终未水旜她的下落，只端着水反复求姐姐喝上一口，莫哭伤了身子。至此闹过一场，消弭光最后一点相互敬重后，姐妹情断，夫妻义绝。

　　姨婆跟妈妈说她走后大伟找了她一整月，也未来拿结果，后来便跟着工头去了深圳包工。姨婆亦是姨娘的亲姨，姨娘怎可能不知那是个女娃，却依旧日日念叨她的孙子，村里无人不知她这个恶媳妇。她的罪名千变万化，关于她的传言一版又一版，她也知道，许多人说她是早就看准了勾搭上，跟着个富商跑了。那些故事有鼻子有眼，好像真的一样，久了便成了真的。

　　她不曾害怕过这些流言流语，唯一还稍感记挂的，是两个女儿。风声稍稍息下来些的时候，她回家了一趟，从学校带走了应冬。

　　再后来听说不出三天，姨娘就心衰去世了，二女儿被大伟带去了深圳，昔日嘈杂的一大家子，转眼只剩了姨夫一个老头。

　　她其实知道自己做的也许过分了，也许错了，说不定有误诊，说不定那是个男孩，但她已经无力承受任何未知，无力对那画中的大饼再生出任何期盼。妈妈说她不该带走应冬，可她不能认错，她怎能认错，先认错的人后半辈子都要活在歉疚里——那是她再清楚不过的歉疚感。她好不容易摆脱出来，自由地过活，不想要这生活里总有一道过不去的坎，所以忘了就好，不在意的人总活得更轻松。

　　她并非就想做一个坏女人，只是她还不曾来得及培养出爱，便一下子被生活由少女变成了一个妻子、一个媳妇、一个母亲。如果说一切一定要怪罪下来，那就怪在太早吧。太早了，她嫁给大伟太早了，那时的她还是个少女，对一切、对爱充满期待，那期待太高太浓，以至于叫失望攒了又攒，满满当当塞在心上；倘若晚一点，再晚一点，叫她再听多一些、见多一些，磨平了期待，也许对婚姻就能包容忍让得更多一些。

　　后来她遇到老李，也许是期待没有那般高了，反而觉着和他的生活里处处都是惊喜，让人忘记了自己已经年近四十，忘记了自己曾经不是一个好人。

　　应冬问她，说妈你爱李叔吗，她想了想说爱。她不懂爱应该是怎样的，但真正从老李这里，感受到了敬重与爱护。也许大伟真的爱她，但等待太长久，爱却太短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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