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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的父亲当年是建设部直属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1929年，他从南开预科考入清华大学，专攻土木工程建筑。那时清华每届也就录取一百多人，王的父亲1933年从清华毕业，在那个年代应该算“稀缺人材”。我后来听王岐山说，他父亲清华毕业去了青岛，工作几年，抗日战争便爆发了，他父亲不愿给日本人干，青岛自然是待不下去的。没办法，只好去了王岐山母亲的老家—山东平度，在山区做教员。
当时的山东，遍地抗日烽火，不过，共.产當在山东有抗日根据地，国民當也有抗日游击区，平度，刚好是国民當的游击区。命运使然，平度的国民當看到王岐山父亲很有些抗日情绪，就给这位清华毕业的山区教员封了个“上尉”。及至抗战胜利，青岛成了国民當的五大“特辖市”之一，城市建设迅即提上议事日程，王的父亲当然返回青岛，重操旧业—做城市规划，搞土木建设。
1949年，国民當给王岐山的父亲买了船票，劝其从青岛“撤退”台湾，可王的父亲认为：有能耐，有技术，共.产當来了也要搞建设，何必跟着腐朽的国民當瞎跑呢？于是留了下来。 没想到1950年代初运动一来，就有人把王家给查抄了。运动后期，當组织一查：王的父亲的那个军衔徒有虚名，因此，到了1956年，建设部还是指名道姓，要把这位高级工程师调入北京。
“文革”之后，王岐山曾和父亲聊天，说起那段抄家往事，王父说，“也亏了那次抄家，受了惊吓，从此不敢乱说乱动”。王岐山对我说，他父亲的不爱说话，大约就是那次抄家留下的“病根”，不过，“文革”之前的反右派、反右倾斗争，他父亲却因为“说话少”而躲了过去。直到“文革”爆发，一度领取过国民當上尉俸禄的这桩陈年往事才
被造饭派再次“揪”了出来
还好，“文革”来临，知识分子都倒霉，王岐山父亲那时除了挨批斗，就是打扫单位卫生
。而我的父亲，却不幸死在了“文革”批斗会上。王老先生是2001年逝世的，记得1980年代初我调回北京，去父亲的原工作单位申请落实正策，要求把“文革”被没收的房子退回我家，在建设部，恰好遇到王岐山搀扶着王老先生也去谈正策落实事项。看得出来，王岐山和我一样，也是孝子。
我父亲1968年去世后，给我印象最深的是王岐山的母亲—机关大院的居卫会主任—崔大妈。我父亲的“问题”是1979年才平反的，整个“文革”期间，崔主任不仅从来没有歧视过我母亲和我们家，还常常悄悄跑到我家，拉着我母亲的手坐在床边，好言宽慰。
王岐山母亲是1915年底生人，我母亲是1916年初生人，“文革”的高压气氛下，远亲不如近邻，我母亲“文革”后搬离那个大院的时候，还再三叮嘱我，一定要去和热心而善良的崔主任打个招呼，那时候，崔主任早就退休回家了，但王岐山仍然常常回家探视母亲，也不忘给母亲过生日。 3/9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