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老家，蒋汉镇家原来的房子已经倒塌了，我们借别人的一间房子住。那房子是堆稻草的，从瓦缝里都能看见光，一下雨，到处都漏。我们就拿稻草把房顶漏的地方堵了，把稻草杂物清理了一番，勉强住了下来。村里增加了人口，就少分口粮，当然不欢迎我们，时时要看人的脸色。好在按规定，还能吃一年的国家粮，发了一点安家费。所以一开始生活还过得下去。
转眼到了1967年“双抢”大忙季节。我们一家人都投入到插田割禾之中。为了表现好，让妻子儿女少受歧视，细皮嫩肉的汉镇打着赤膊，在火热的日头下踩打谷机。我也挽起裤子，下田学割禾；3个孩子，5岁的雪原，到田里拾谷穗；7岁的林海看了队里的几头牛，再牵上小弟弟林松。我们就像牛，低着头，俯首贴耳，听凭改造。汉镇总是安慰我：“我们是运动中.出来的，照共.产當的正策，运动结束后，就会纠偏，那时，我们就能回去了。
可是我们没等到这一天。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命到来了，我们非但没能回去，一家5口，只留下我一个！
1967年8月，道县农村刮起一股杀人风。我们附近的蚣坝河里丢满了尸首，河水一片血红。田埂上，路边上，到处可以看到尸体。1967年8月26日，已经是半夜了，我和3个孩子被叫起来，押到队里的禾场上去。蒋汉镇已先被捆绑在那里了。禾场上火把通明，几十个民兵拿着马刀、鸟铳，押着村里的地富及其子女朝山上走。小妹子牵着我的裤脚，林海背着林松。林松趴在哥哥背上，好懂事啊，也不哭，就这样高一脚，低一脚地被押到一个天坑（溶洞）边。这时，治保主任唐兴浩跳到了石头上喊话：“现在，我代表大队贫下中农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你们的死刑！”就看到有人拿着一张纸，读名字。叫一个，民兵就从人群中拖一个人出来。挥起一刀，朝脑壳砍去。或者拿铁棍朝脑袋打一棍子，只听惨叫一声，血就喷出来了，再一脚，踹到天坑里面去。
蒋汉镇被第三个点名，头上被打了一棍，丢下洞去。我是第八个！可怜我那3个孩子，撕肝裂肺地叫“妈妈”，我哄他们：“乖，你们别动，妈妈过一会儿就回来。”我那时还心存一丝幻想，想着他们杀大人，孩子是来陪看的，不会杀孩子。所以我不能抗，做什么都配合他们。
我走到天坑边，只觉得脑后一阵冷风，一根硬硬的东西打在我的头顶上，没有痛，一阵天旋地转，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我被救出来以后，有人告诉我，打我的东西是开山打炮眼用的钢钎。 4/10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6 7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