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件难事是砍柴。大炼钢铁，把山上的柴都砍光了，我要跑到很远的山上去砍柴。我带着孩子，怎么办呢？我就在地上摊开一块蓝布，把玉新放在蓝布里坐着。有一次，柴担到半路，“噗——”藤绳断了，柴散了一地。这时天又黑了，肚子又空了，力气也没了，我哭，孩子也哭。远远地听到“周群，周群”的喊声，原来是李自贵来接我们母子了，那是多么难忘的回忆啊！相依为命的生活，慢慢化解了我们之间的冤结。劳动中，困苦中，相互照应，我们有了更多的共同点。
这时，外面有了风言风语，说：“冲子口村出奇事了，共.产當员讨了个地主婆。”“大队支书中了美人计了！”有一次支部会议批评他“阶级立场出了问题”。为了我，他受了处分。他没有怨我，依然爱我。这一点使我很感动。我决心好好撑起这个穷苦的家！
几年后，我们添了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取名玉东，女孩取名来媛。穷屋里一下有了3个孩子，那是3张嗷嗷待哺的口啊，我们家更穷了，但穷人却有穷人的快乐。孩子虽并非我一人所生，但手心手背都是肉。大女儿来媛要出嫁了，没有钱做嫁妆，怎么办？以前李自贵还可以到瑶山去砍竹子，卖几个做衣服的钱。但那时正批“资本主义尾巴”，谁都不敢搞副业。嫁女的钱从哪里来呢？是我结扎了自己，拿回了20块钱，把女儿嫁出去的。那时，计划生育结扎男人补助10元。结扎女方能补到20元。我就代替李自贵结扎了自己。来媛出嫁离门的时候，紧紧地抱着我不肯走，哭成了个泪人儿。
1980年，道县大屠杀事件平，一些杀人的凶手受到了法律的惩办，李自贵也不当大队支书了。我又回到了蚣坝的教师队伍。县里群众还强烈要求，让我这个九死一生的人当正协卫员。我同李自贵的位置，正好倒了过来。
20世纪80年代中期，教育局要把我调到县里去。临走时，我发现自贵很不安，他有顾虑，怕我一去不回。那段时间，很多在文化大命中嫁人的都离婚了。我们蚣坝一个从广西来的女医生，平后，抛弃了老公孩子，又回了桂林。我对自贵说：“你放心，我们是从那个苦难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你对我好，我记得的。不管我以后做什么，都不会抛弃你。”
不久，我们把家搬到了道县县城，我教书，自贵在家做点家务。这时，玉新已经成家，玉东学了机电，来媛进了纺织厂，不久又添了孙子和外孙女，一家人的生活和睦、幸福。2000年以后，我发现，老头子的身体慢慢不行了。他老是咳嗽，痰中带着血丝，有时咳得整夜都不能入睡。2008年冬天，他病倒了。我还记得，那是一个雪天的黄昏，屋里生着火，他可能感到自己快不行了，向我招手，又用手敲敲床，让我坐下。我说：“你要说什么，我都清楚，不说了，不说了。”他眼里都快流泪了，断断续续地说：“我这辈子，对不起很多人，也对不起你！”李自贵一生很坚强，从不流泪，这回，他流泪了，泪水分成两道，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我也忍不住，抱着他哭。他在床上又躺了3天，无声地走了。我和儿女把他葬在家乡冲子口背后的山上。伏在坟上，我哭了一场。 8/10 首页 上一页 6 7 8 9 10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