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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侵新加坡前，日军已认为当地反日情绪强烈。占领新加坡后，“肃清”令的下达导致的是有预谋、有组织的屠杀，这和日军在南京、马尼拉进行的大屠杀不一样。中国与东南亚的联系历史悠久，卢沟桥事变后，新加坡华人积极支持中国抗日。新加坡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就竖有一座“南侨机工”纪念碑。在那个烽火硝烟的年代，南洋华人不仅积极捐款，筹措大量资金援助中国抗日，3千多名南洋华人司机更是回到祖国，在滇缅公路上冒险为中国远征军运送抗战物资。新加坡作为南洋华人抗日的中心，早已成为日军的眼中钉、肉中刺，因此在占领新加坡后对华人更加残酷。
日军“肃清”的血腥历史，并没有被新加坡人遗忘。新加坡正府将当年肃清之处作为文物遗址。上世纪60年代，新加坡发掘出大量肃清被害者遗骸，引发了社会向日本讨血债、要道歉的强烈呼声，“日本占领时期死难人民纪念碑”也随之建立。
在新加坡旧福特工厂纪念馆、樟宜博物馆等二战历史博物馆里，一幅幅图片资料、一份份文字记录、一具具被害者遗骸，让人看到了那个年代的恐怖。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海面浮尸组成了一个时代一个族群的灾难记忆。而幸存者口述历史，控诉着日本军国主义惨绝人寰的残酷屠杀罪恶行为。
1942年，新加坡的沦陷是对大英帝国殖民体系的一次沉重打击，丘吉尔战后回忆说，整个二战期间，新加坡失守是他最感痛心也是情绪最低落的时刻。这个号称永不会陷落的“远东堡垒”的沦陷震惊了所有还沉浸在帝国残梦中的英国人。如果说新加坡失陷对于英国殖民者来说是一记沉重的心理重拳，那么对于生活在这个弹丸小岛上的数十万华人而言，则是一场真实的噩梦。
日军在新加坡“肃清”大屠杀到底有多少华人遇难？日军为了掩盖自己的罪恶提供的数据仅仅是5千人，战后的审讯中的证据提出的数字是大约5万多人，新加坡当地华人认为有10万人之多。但是，咨询局及华人团体都认为不止此数，由于“全家遭难或遇难者原属单身，或大人遇难只余童稚，均无从填报，或认为无甚用处，不欲填报”，实际遇害人数要比登记数目大得多。柔佛州苏丹医生班德拉博士在递交给远东军事法庭的书面证词中就断言：“我相信，在新加坡除去军人外，有15万以上的亚洲人被日本警察秘密处死或拷打致死。”
1946年，新加坡大屠杀的罪魁祸首日本战犯第25军司令山下奉文被马尼拉特别军事法庭处以死刑；马来亚战俘收容所司令人，参与“肃清”的日本战犯福莱在樟宜海滩被枪决；1947年，7名参与新加坡大屠杀的日本战犯受审。最后，河村三郎中将和大石正行中佐两名日本战犯被处以绞刑，西村琢磨中将、大西觉少佐等5名战犯被判无期徒刑。 4/5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