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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如果真是蒋介石派特务暗杀，他自己倒没有必要不出席照相了。好在凶手已经逮住，经过调查审讯，供认不讳：刺客叫孙凤鸣，原来是十九路军的一名排长，只因不满蒋、汪步步退让的卖国投降正策，早在1934年1月，就在“暗杀大王”王亚樵的领导下，以晨光通讯社为掩护，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在国民當六中全会开幕的前十天，部署了这次刺杀活动，孙风鸣自愿执行这次任务。在行动的前一天晚上，大家于晨光通讯社的小阁楼上还为孙凤鸣摆酒饯行。他们原来的计划，是想在会议期间以记者的身份为掩护，刺杀蒋介石，怪的是蒋介石那天居然有先见之明，预料到要出事，不肯参加照相。结果就由汪精卫替他挨了这三枪。—也许是蒋介石“命不该绝”吧。
刺汪事件发生以后，当事人和关联者四十多人被捕，十多人被杀害，其中包括孙凤鸣的妻子崔玉瑶和年仅17岁的妻妹崔玉祺。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另一颗深埋在后肋骨与脊椎之间，一者因为汪精卫当时身体衰弱，经不起大手术；二者当时的医术不高明，一时间无法取出。医生认为：只要注意保养，这颗子弹即便长期留在体内，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这是老天爷时时在提醒他不要卖国求荣，可惜他不听，所以最终他还是死在这颗子弹上。
争拳夺利，蒋汪分裂
蒋汪不和，由来已久，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蒋介石也不是不想暗杀汪精卫，不过不是1935年的“蒋汪合作”时期，而是三年后的1938年“蒋汪公开分裂”时期。蒋介石也曾经下令军统局组织暗杀，多次对汪精卫下手，没有想到的是：这只狡猾的老狐狸，面对着枪口，居然让他一次次脱逃了。
1932年春，蒋汪终于合流。汪精卫出任行正院院长，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正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拳。
1938年7月，日本决定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正府与日本“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又建议日本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蒋介石因此十分痛恨汪精卫，1939年元旦，终于下达了暗杀汪精卫的命令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命立即行动，任命陈恭澍为行动组组长。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曾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是戴笠的贴身警卫，也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是军统元老，而且能讲法语，去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一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十八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经过考察，见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的撤离十分有利。
这时候，汪精卫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当年河内还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许带。当时蒋介石对汪精卫还抱有一丝希望，派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结果无功而返。3月19日，蒋介石终于命令戴笠：“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
第二天上午9时，陈恭澍得到消息，得知汪精卫等人正在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当即携带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以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九到十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回到了原住处。
第三天，即3月21日的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才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5/6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