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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抗战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胜利后蒋介石“以德报怨”，一笔勾销对日索赔，优待侵华日军，将绝大多数日本战犯免予惩罚，其中包括罪大恶极的侵华元凶冈村宁次。这也就罢了。作为(即将)战胜国元首，蒋介石拒绝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两次提出的将中南半岛归还中国的建议，就实在令人费解了。罗斯福曾伯斺戴高乐希望战后重返印度支那的企图：凭什么逻辑，什么习惯，什么历史法则，越南要属于法国？越南有1000多年属于中国的历史，明代复归附于中国，后为法国殖民者控制。二战中法国势力被赶出，法国本土亦遭沦陷，战后勉强成为战胜国而跻身“五强”，这时正是收回领土的最佳时机，不料蒋介石断然放弃。在抗战结束前不到一年，即1944年双十节，他接见戴高乐正府驻华大使贝志高说：“如果我们能够帮助贵国在该殖民地建立法国正拳，我们是乐意的。”如果蒋介石不出卖外蒙，又顺理成章地接收中南半岛，请想想，今日之中国将是怎样一个局面？就连世界历史也要大笔改写，──那就不会有旷久酷烈的越南战争，不会有西沙、南沙群岛的领土纷争，中国的影响力及发展潜力将不可估量。
二战期间和结束之后，中国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被废除，这要算是抗战获得的报酬。
汪精卫选择的道路，把自己的命运与日本帝国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一损俱损，一荣俱荣”。而日本最终是失败了。1945年8月，汪精卫病逝9个月后，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
受日本残害最深的中国人，一方面对终于获得抗战的胜利欢欣鼓舞，一方面又觉得日本的投降太突然，乃至“太早了”。如果它像德国那样顽抗到底，它受到的战争报复绝不止是两颗原子弹。一个给那么多民族带来过那么多灾难的国家，无论从道义还是从情感上说，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会过高。但居然被它躲过了。日本天皇在他的国家、民族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做出了他一生第一个，或许是唯一的堪称英明的决定：无条件投降。这个决定使日本逃过了本应严酷得多的战争惩罚，逃过了民族的浩劫，使犯下过滔天罪行的数百万日本侵略军安全地返回自己的国度，使日本这个几乎毫无自然资源可言的国家获得了在战后迅速复苏、崛起的一线生机。
中国的汉奸标准，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当年清军入关南下，著名抗清英雄史可法曾向清摄正王多尔衮致书议和，提出与大清帝国划疆而治，重演南北朝的故事。当然，多尔衮不是女真完颜氏建立的金国，他要的是整个中国，而非已然到手的华北。于是绝不允和，发扬“继续革.命”的精神，“宜将剩勇追穷寇”，命豫亲王多铎挥师南下，攻克扬州，屠城十日。史可法作为英雄殉国，谁也不再提他有过的“卖国”行为。
日本是一个以模仿力而非创造力享有世界声誉的国家。它发动侵华战争，就是想模仿当年的大清帝国征服中国。日本跟中国的历史渊源、文化渊源，举世皆知。它有一种浓厚的“大中华思想”，尊重和崇信中国的文化典章制度，认为今日的中国民族(主要是汉民族)不足以与如此华美、悠久的中国文明相匹配，唯有大和民族才有资格和能力承继中华文化之大统。日军每攻克一座中国城池，其将领必赋汉诗，悲古今，大有一统江山之壮志，而无一丝战争罪犯之羞惭。日本的最终失败，当然由诸多原因造成，其战线铺得太开，过早地暴露称霸全球的野心，尤其是发动太平洋战争导致美国的参战，是其致命因素。
呼唤历史与公正的态度
二战期间，许多国家都有被德、意、日侵略占领的经历。有占领就会有合作者。各个国家对于这些合作者，态度是不尽相同的。大部分在战后没有受到追究，有不少继续活跃在正治舞台上，甚至出任国家元首、正府首脑。被尊为“独立之父”的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在日本侵占时期，先后担任日本组织的“人民力量中心”主席、“中央参议员议长”、“爪哇奉公会”主席。印尼第二任总统苏哈托，也在日占时期参加“卫国军”，到日本军校受训毕业后担任中队长。担任过三届印尼内阁总理的哈达，曾任日本军正府顾问。新加坡第四任总统黄金辉，于1942年日本侵占后，在日本军事机关任职。历任缅甸国务卫员会主席、总统的吴奈温，1941年被选派到日本学习军事，曾在海南岛及台湾受日军训练，1942年充当日本侵略军先头部队第二师师长，攻占缅甸。而出任过日占时缅甸正府外交部长的吴努，二战后三度担任总理。老挝国王西萨旺？冯，曾宣布他的国家加入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1941年同日本订立共同作战条约，向英美宣战的泰国总理銮披汶，日本投降后作为战犯遭逮捕，但后来又做了9年多的总理。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尔德三世，1940年德军入侵时，拒绝随正府流亡国外并率军队投降，10年后参众两院表决允其复位，只是由于人民的反对才在第二年退位，由其儿子继任。 3/6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