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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姥爷的嘴特严，有什么想法从来不说，不声不响的就把事儿办了。所以，当他把那一大摞《回忆录》拿出来的时候，我有点懵了。

　　去年初，我去看姥爷，聊起了报社正办的征文比赛，他说也要参加，写个自己的故事。那天我妈也在旁边听着，姥爷说，他要写自己“抗癌”的故事，15年的时候，他做了次结肠癌手术。一听这题材，我的兴趣就不大了，觉得更像是个老年健康报的题材。

　　姥爷投稿的事我没再往心里去，两周后再去看他，他又一本正经的跟我说起了这事：“姥爷前些年去找过初恋女友，想把这事写出来。”

　　我一下傻了，原来什么“抗癌”故事都是幌子，只不过因为那天我妈在，不想让她知道这事。说实话，我从来没把姥爷和“初恋”这词联系在一起，我连他和姥姥是怎么认识的都不知道。

　　“没想到吧？”姥爷似乎对我错愕的反应早有预料，他笑呵呵的进了屋里，又拿出来一摞手稿和一张黑白照片。

　　手稿是姥爷写的回忆录，小20万字，是他做完手术之后写的，里面记录了他从年少到退休后的各种经历。按姥爷的想法，回忆录打印了三本，想着是百年以后给三个女儿家的留念，因为里面有他找初恋的故事，所以提前拿给了我。

　　那张黑白照片上，是姥爷年轻时候和一个女孩的合影，照片上的日期是1953年。姥爷告诉我，这女孩就是他后来去找的初恋，姓林，拍完这张照片后不久，他们就分开了，40多年没再见过。

　　姥爷说，回忆录里有他和初恋的故事，但有些细节还需要补充，为了投稿，会再重新写一版给我，今天是先跟我说下大致的经过。我的好奇心彻底被勾起来，翻开了他的回忆录，想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

　　1952年，天津第八区太平街，解放后我家落脚在这里。第八区后来被划入了红桥区，太平街当时算下层百姓聚居的地方，沿街多是铜铁铺、油坊、染坊这类的杂货店铺，我家住在街的中段。

　　在我年幼时，父亲就去世了，母亲独自拉扯着一家人，日子并不好过。我小学毕业就参加了工作，在供销合作社当办事员。1952年的时候，我17岁，在那个年代，没人再把我当个孩子了，婚恋这种大事也被提起。

　　我身边很多朋友都已经有了对象，那年代，完全的“自由恋爱”还很稀罕，大多有介绍人从中牵线。我的介绍人也在那一年出现了，是原来住对门儿的大姐，她后来搬到了太平街的前段，要把新邻居家的大女儿介绍给我。

　　我和林兰的第一次见面就在介绍人大姐的家里，大姐说：“我是看着你么俩长大的，你们年龄相同，条件相当，我有意成全你们，也算我办了一件称职的事。”

　　林兰和我年岁相仿，在商店做营业员。她家的情况也很清苦，父亲是太平街上的油漆匠，从刷家具到刷棺木，什么活儿都接。那天，我们聊得不多，最后我问她，能不能保持联系，林兰爽快的把单位的电话号码告诉了我。在当时，这就是同意进一步交往的意思了。

　　之后每次见面，我和林兰能去地方不多，大多数时候都是在街上走走、逛逛公园，下馆子的次数都很少，我也从没送过她什么礼物。当时，我的工资还没定级，每月只有2、30块钱收入，我们能做的最“奢侈”的事就是去看电影，五毛钱一张票，大多是《在和平的日子里》、《金星农庄》这类的前苏联老片子。

　　这些并没有影响我们感情的发展，我更主动些。林兰的样貌很普通，瘦小的脸型，学生头式的短发，给人很利落的感觉。更吸引我的是她的性格，她排行老大，总说要早点挑起家里的担子，是个很要强的女孩。

　　但我们在情感的表达上都很含蓄，即使确定关系后，连牵手这样的举动也没有过。我说过最主动的一句话，也只是“如果下次见面能早点到，就太好了。”

　　那是个讲正治、讲学习的年代，我和林兰在一起的交流也多与此有关。当时我们单位的正治教员正在讲授社会发展史，林兰的单位没有这样的学习条件，每次听课后，我都会把笔记抄录一份给她。有一次给林兰笔记时，她递给我本字典，轻声说，拿不准的字，可以查一查。我这才意识到，笔记中可能被她发现了错别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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