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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描述的就是河南大旱灾民逃难的故事。/电影人方剧照
经历了全国赤贫的年代，存活下来的难民后代在他乡安了家。然而，当时间来到90年代，又有大批河南人移往外乡，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成为他们的主要目的地。这次移民潮的目的地更集中，目的性也更强。新时代的他们也面临新的挑战。河南劳工面临的歧视问题也是从90年代后才甚嚣尘上的，这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实属罕见。
和其它省份的移民一样，这些人为了更好的竞争环境、就业机会、医疗及教育条件来到一线城市，也有不少人仅仅抱着“追赶时代浪潮”、“好赚钱”的想法去往沿海地区。这种在有些人看来很“乡巴佬”的生活态度并不新鲜，早年间从苏北南下苏州和上海的移民就遭此“礼遇”，并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和今天东北人大量外流的状况类似的是，大量河南人移出河南的原因也是本地的“空心化”。经济发展疲软、竞争环境恶劣、教育与观念落后已经成为中原地区的“顽疾”。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正策明显向沿海地区倾斜，原本城市化基础就十分薄弱、观念保守的黄河沿岸又在正策上败给了沿海。
2016年5月13日，山西太原，河南周口一家两代五口人同工地打工。/视觉中国
河南在这一点上尤其明显，一方面河南缺乏核心经济支柱，另一方面2006年末的数据显示河南省开放指数仅为2%，列中原六省末位。可以说，90年代以后大量河南人口向东、向南迁移是这一正策的远期结果。
经济和教育的地区发展不平衡使得位于杠杆下端的河南难以输出高素质劳动力。高等教育几乎是中国社会高素质劳动力跨省移民的唯一方式，高考又是通往高等教育最主要的途径。承认这一点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为了消除歧视而视而不见，为了消除偏见而忽略事实。
因此，河南当地无法消化、没有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进城务工人员占移民中的绝大多数。一方面，他们为城市化添砖加瓦。这里的“添砖加瓦”不是修辞性的说法，而是真实地靠出卖体力加速城市建设进度，养活自己和家人。
2016年8月30日，K756次暑运火车途经湖北、湖南及河南三个劳务人口输出大省。/东方IC
然而另一方面，大都市从原住民到正府层面都不曾对这些体力劳动者报以敬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外来劳工的健康、子女教育问题都得不到保障。加之，原本就缺乏经济基础、教育背景、社会认同、社交和工作技能的体力劳动者在窘迫而昂贵的生存成本面前，败给了机会主义心态，人们确实容易把他们和“鸡鸣狗盗”之事联系在一起。
“偷井盖”常有，而“河南人偷井盖”不常有
由于国内民间一直没有健康的生态发展意识，废品回收业一直被视作低到地里去的卑微行业，甚至被冠以“收破烂儿”的名号。也确实，直到今天，中国很多中小城市的废品回收业都被底层人占据，可以说是最没有专业性的行业了。不完善的废品回收业对其它工业部门也是有害的，并且容易成为销赃的渠道，偷盗来的东西但凡有点价值，都会经由卖废品的处理掉。
比起抢劫，偷盗的犯罪成本更低。病态的废品回收行业降低了偷盗的犯罪成本，相当于有人为盗贼的行为埋单了。偷井盖又是偷盗行为中成本极低的一个。一来井盖是“公家的”东西，不用和私人住宅或个人近身接触；二来井盖总是在城市的路边不起眼的地方默默发挥作用，平日里不会注意到，又没有围栏或看守，它就在路上，一撬就起，力气大一点的人抱着就走，比偷盗护栏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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