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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为什么要删减鲁迅的文章，教育部门给出的人方解释不外乎两点，第一，鲁迅的文字晦涩难懂；第二，鲁迅的文章反映的是他那个时代的风貌和精神，与现今社会格格不入。
这两个方面看似有些道理，细细想来都站不住脚。
首先，从文字表达上来说，我想问一句，中学生连古人写的文言文都要学，难道鲁迅的白话文比那些文言文更难懂？古文中有那么多错别字要当作通假字来记，难不成鲁迅的文章比古文还要艰涩？很显然，第一点理由根本说不通。
至于鲁迅文章的时代局限性问题，我认为，鲁迅的作品看似写时代，实是写人心。他的大多数文章，在今天看来一点都不过时，尤其是先生的大多数杂文，完全适用于当下。
比如，他写虚伪的养成：“面具戴太久，就会长到脸上，再想揭下来，除非伤筋动骨扒皮。”
他分析国人的性情：“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这句话非常具有普适性，哪怕在商业谈判上也很管用。
“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现在也是如此吧。
“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一句简单的加油，激励过多少陷入荆棘中的人。
学近代史学到憋闷时，很容易想到鲁迅《电的利弊》里的一句：“外国用火药制造子弹御敌，中国却用它做爆竹敬神；外国用罗盘针航海，中国却用它看风水；外国用鸦片医病，中国却拿来当饭吃。”寥寥几笔，直刺要害。
从发展的眼光来看，鲁迅的很多文章批驳的不只是封建社会、反动势力，更是所有腐朽丑恶的思想。从古至今，他笔下那些人吃人的现象一直在，他笔下的千夫指也一直有。只是他的文风太过辛辣，句句鞭辟入里，总让有些人听了不自在。
或许，被删减不是文字表达，更不是读几遍才能懂的问题，而是他的傲骨、直白，他的愤青气质与当下格格不入了。
北大教授、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中小学教育教不教鲁迅，本质的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还需不需要鲁迅这样的知识分子？”
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鲁迅这种有良知、敢说话的文人。而无论是个人还是集团，只有真正强大了，才能直面自身的问题，敢于听取不同的声音，虚心接受别人的批评。
鲁迅的文章，最可贵的是其思想的独立性。这与国学大师陈寅恪所倡领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谋而合。而鲁迅给世人留下最有价值的，不在于针砭时弊、激浊扬清，而是给了我们一颗分辨是非曲直的心。
少年读不懂鲁迅，读懂已不再少年。
可是，等读懂了鲁迅的文章，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鲁迅。
余华为什么讨厌鲁迅？
鲁迅
二00六年五月的一天，我坐在井然有序的哥本哈根机场的候机厅里，准备转机前往奥斯陆。身旁不同国家的人在用不同的语言小声说话，我的目光穿越明亮的落地玻璃窗，停留在窗外一架挪威航空公司飞机的尾翼上。我被尾翼上一个巨大的头像所吸引，我知道自己过会儿就要乘坐这架飞机前往奥斯陆。为了消磨时光，我心里反复思忖：飞机尾翼上的头像是谁？
我的思维进入了死胡同，身体一动不动。我有似曾相识之感，他的头发有点蓬松有点长，他的鼻子上架着一付老式的圆型眼镜。
开始登机了，我起身走向登机口。然后我坐到挪威航空公司航班临窗的座位上，继续想着尾翼上巨大的头像。我总觉得曾经见过他，可他究竟是谁？
就在飞机从跑道上腾空而起的剎那间，我的思维豁然开朗，我想起来他是谁了。同样的头像就在一本中文版的《培尔?金特》（PeerGynt），他是易卜生。看着窗外下面的哥本哈根逐渐远去，我不由笑了起来，心想这个世界上有过很多伟大的作家，可是能在天上飞来飞去的作家恐怕只有易卜生了。
我降落在易卜生逝世一百周年之际的奥斯陆，绵绵细雨笼罩着奥斯陆的大街，印有易卜生头像的彩旗飘扬在大街两旁，仿佛两行头像的列队，很多个易卜生从远到近，在雨中注视着我，让我感到他圆型镜片后面的目光似乎意味深长。我在奥斯陆的第一次用餐，就在易卜生生前经常光顾的一家餐馆里。餐馆散发着我在欧洲已经熟悉的古老格调，高高的屋顶上有着精美的绘画，中间有着圆型柱子。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餐馆进门处摆放着一只小圆桌，桌上放着一顶黑色礼帽，旁边是一杯刚刚喝光的啤酒，玻璃杯上残留着啤酒的泡沫。一把拉开的椅子旁放着一支拐杖。这一切象征着易卜生正在用餐。 2/7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