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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的三天里，我没有再次走入这家餐馆。可是我早出晚归之时，就会经过这家餐馆。每次我都会驻足端详一下里面属于易卜生的小圆桌，黑色礼帽和拐杖总是在那里，椅子总是被拉开。我发现了有关易卜生纪念活动里的一个小小细节，早晨我经过时，小圆桌上的玻璃杯里斟满啤酒；晚上我回来时，酒杯空了，玻璃杯上沾着一点啤酒泡沫。于是，我拥有了美好的错觉，一百年前逝世的易卜生，每天都在象征性地看着一位中国作家的早出晚归，象征性地思忖：「这个中国人写过什么作品？」
我想起了我们的鲁迅。易卜生的名字最早以中文的形式出现，是在鲁迅的《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里。这是两篇用文言文叙述的文章，发表在一九0八年的《河南》月刊上，易卜生去世将近两年了。一九二三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发表了著名的演讲《娜拉走后怎样》。鲁迅在演讲里说：「走了以后怎样？易卜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责解答的责任。」然后鲁迅以一个读者的身分给予解答：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鲁迅认为，妇女要摆脱任人摆布的地位必须获得与男人平等的经济拳。鲁迅在此用他冷嘲热讽的语调说道：「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凡承认饭需要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挪威航空公司飞机尾翼上巨大的易卜生头像，以及这样的头像缩小后又飘扬在奥斯陆的大街上，让我感受到了易卜生在挪威的特殊地位。当然这位伟大的作家在世界的很多地方都有着崇高的地位，可是我隐约有这样的感觉，「易卜生」在挪威不只是一个代表了几部不朽之作的作家的名字，「易卜生」在挪威可能是一个词汇了，一个已经超出文学和人物范畴的重要词汇。
就像我小时候的「鲁迅」，我所说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鲁迅」。那时的「鲁迅」不再是一个作家的名字，而是一个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词汇，一个包含了正治和革.命内容的重要词汇。于是，我在奥斯陆大学演讲时，讲起了我和鲁迅的故事。
文革是一个没有文学的时代，只是在语文课本里尚存一丝文学的气息。可是我们从小学到中学的课本里，只有两个人的文学作品。鲁迅的小说、散文和杂文，还有毛泽东的诗词。我在小学一年级的时候，十分天真地认为：全世界只有一个作家名叫鲁迅，只有一个诗人名叫毛泽东。
我想，鲁迅应该是过去那个时代里最具批判精神的作家。一九四九年共.产當获得正拳以后，新社会开始了，同时需要对此前的旧社会进行无情的鞭挞，于是鲁迅那些极具社会批判意义的作品成为了共.产當手中挥舞的鞭子。我们从小就被告知，万恶的旧社会是一个「吃人」的社会，其证据就是来自于鲁迅的第一部短篇小说《狂人日记》，虚构作品中一个疯子「吃人」的呓语被当时的正治需求演绎成了真实的社会现状。语文课本里鲁迅的其他作品《孔乙己》、《祝福》和《药》等等，无一例外地被解读成了揭露旧社会罪恶的范本。当然，毛泽东对鲁迅的欣赏至关重要，让其名声在后来的新社会里飞黄腾达，享受到了三个伟大—伟大的文学家、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这位一九三六年去世的作家，其影响力在一九六六年开始的文革时代达到了顶峰，仅次于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时候几乎每篇文章，无论是出现在报纸上广播里，还是出现在街头的大字报上，都会在毛泽东的语录之后，引用鲁迅的话。人民群众的批判文章里要用鲁迅的话，地富反坏右交代自己罪行的材料里也要用鲁迅的话。「毛主席教导我们」和「鲁迅先生说」已经成为当时人们的正治口头禅。
有趣的是，文革时期「先生」这个词汇也被打倒了，是属于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坏东西。鲁迅破例享受了这个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待遇，当时全中国只有鲁迅一个人是先生，其他人都是同志，要不就是阶级敌人。
这时候的「鲁迅」，已经不再是那位生前饱受争议的作家，他曾经遭受到的疾风暴雨般的攻击早已烟消云散，仿佛雨过天晴一样，这时候的「鲁迅」光辉灿烂了。「鲁迅」已经从一个作家变成了一个词汇，一个代表着永远正确和永远革.命的词汇。
我有口无心地读着语文课本里鲁迅的作品，从小学读到高中，读了整整十七年，可是仍然不知道鲁迅写下了什么？我觉得鲁迅的作品沉闷、灰暗和无聊透顶。除了我在写批判文章时需要引用鲁迅的话，其他时候鲁迅的作品对我来说基本上是不知所云。也就是说，鲁迅作为一个词汇时，对我是有用的；可是作为一个作家的时候，让我深感无聊。因此，我小学和中学的往事里没有鲁迅的作品，只有「鲁迅」这个词汇。 3/7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