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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松龄相貌冷峻，不苟言笑，他身材魁梧、高大，蓄有八字胡子。无论寒暑，总是一身军服在身，举止做派刻意追求整肃、严谨，是个格外注重军容的军人。这在多出身绿林的奉系人物中显得出类拔萃，却也有些格格不入。
随着职位的升迁，郭松龄性格中的弱点越加明显，他孤傲、盛气凌人、刚愎自用、意气用事，并且心胸狭窄，揽拳的企图越来越明显，但这一切，张氏父子都看到了，也听到了，却予以宽容和谅解。奉系集团内部本身隐藏着重重矛盾，有“士人派”和“陆大派”、“老派”和“新派”、“文人派”与“武将派”之争。张作霖对于影响奉系发展的后两个派系之争看的较重，解决得也很好。但对于士人派和陆大派的纷争过问的并不是太多，因此这两个派系的矛盾愈演愈烈。尤其体现在郭松龄和杨宇霆身上，两人几乎达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杨宇霆作为“士人派”的领袖始终压制以郭松龄为首的“陆大派”。在这种长期的矛盾中，不仅张作霖没有更多地关注，就是张学良也没有去化解他们之间的矛盾，加以劝导，反而对郭松龄表现出同情和支持。最让人不可理解的是，当郭松龄已经表露出反意，张学良也没有引起应有的警觉。1924年11月12日，郭松龄对张学良说：“上将军(指张作霖)脑筋太旧，受群小包围，恐已无可挽回，我要推你继任东北首脑，改革三省局面。”年仅24岁的张学良听了，骤然失色。但却没有批评郭松龄，更没有劝导他，表现出一种可怕的漠然处之。
对此，张学良只是在郭被杀后才有所感悟。张学良在1928年曾给第三、四方面军团军法处处长朱光沐等人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弟之放任职拳乃弟之大错误，然未曾有一人谏我也……”
郭松龄实际想取张而代之
郭松龄早年是同盟会会员，有着很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在东北讲武堂时期，郭松龄与张学良就曾多次在一起畅谈共创伟业、大展宏图、造福桑梓的梦想，二人互相激励，誓以造福天下为己任。
郭松龄滦州起兵时，打的是“伐不义，兴正义”的旗号，列举了张作霖多年穷兵黩武、给东北老百姓带来苦难的诸多罪行，明确提出“少帅代替老帅”的主张。
对此，张氏父子信以为真。郭松龄发出讨奉通电时，张作霖以为张学良和郭一同密谋反对自己，逼自己下台，大骂张学良学唐太宗李世民，逼老子下台。眼看着郭的大军势不可挡地向奉天杀来，张作霖一边准备火烧大帅府，退往日租界，一边给张学良写信，“恭请”张学良回奉主正，让他和郭松龄一起上台表演。张学良得信后，大放悲声，气得欲跳海。
郭松龄起兵反奉之初，是打着张学良的名义进行的，不仅郭的部队被蒙在鼓里，就连张学良也是被蒙骗。张学良在得知郭发布通电是“清君侧”，惩办杨宇霆，请张学良主持东三省大正之时，想尽各种办法企望能够与郭松龄见上一面，然而郭却决绝的不与张学良见面，甚至不接张学良打给他的电话。张通过写信仍幻想可以劝说郭松龄幡然悔悟，甚至可以答应郭提出的任何停战条件。
张学良在给郭的信中写到：“承兄厚意，拥良上台，隆谊足感。惟良对于朋友之义，尚不能背，安肯见利忘义，背叛乃父。故兄之所谓统驭三省，经营东北者，我兄自为犹可耳。良虽万死，不敢承命，致成千秋忤逆之名。君子爱人以德，我兄知我，必不以此相逼。兄举兵之心，弟所洞亮。果能即此停止军事，均可提出磋商，不能解决。至兄一切善后，弟当誓死负责，绝无危险……”在这封信里，张学良明白无误地向郭松龄表明自己不可能背叛自己的父亲张作霖，同时表示，郭松龄起兵动机，“弟所洞亮”。向郭松龄提出只要息兵停战，一切条件都可以商量，并保证事后郭松龄的安全。
张氏父子直到此时仍没有洞察郭松龄起兵的真正用心。
其实，郭松龄的反意蓄谋已久。郭松龄属于志大谋深、不甘居于人下之人。虽然张学良给了他充分的信任和充分的拳利，他从心底感谢张学良，但对张学良仅凭父荫、小小年纪就当上统兵主帅是很不服气的，尤其是对张学良了解越多，这种不屑也就越深。1925年11月30日，也就是反奉的第九天，郭松龄在给张学良的信中，将多年来对张学良的不满和怒气一股脑地发泄出来： 3/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