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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交代两个儿子：“又嘱经、纬两儿:我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甚望两儿不愧为我之子而已。我一生惟有宋女士为我惟一之妻,如你们自认为我之子,则宋女士亦即为两儿惟一之母。我死之后,无论何时,皆须以你母亲宋女士之命是从,以慰吾灵。是属。”他心中以宋为唯一至爱也不是第一次表白，两年前他在日记中也立下同样的遗嘱：“本日在舰中与妻提及家事,并念如余死后,应如何处置。约记之,用代遗嘱。一、余死后,不愿国葬,而愿与爱妻美龄同葬于紫金山紫霞洞之西侧山腹之横路上。二、余死后,凡武岭学校以及不属于丰镐房者,皆全归爱妻美龄管理。三、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彼时，蒋经国之生母毛氏尚健在，强迫其以宋美龄为“惟一之母”，实在是不近人情强人所难。但正是出于对她的爱恋之情，立下这样的遗嘱以此确保她的绝对地位。
而她也不负他的一片深情，她在给他的信中写到：“若子文三日不归，必来与君共生死。”她最终也不顾众人的劝阻，毅然前往西安救夫，下飞机之前，她拿出一把枪给端纳说，如果下飞机后叛军对我无礼，请立即将我枪毙，不要犹豫。她的到来很大程度地促成了上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她劝说他不应轻言殉国，改变了他之前强硬的态度，让和平谈判有了空间。并且代表他参与谈判。应该说她的努力对历史进程起了巨大的作用。
此后两人感情弥笃，齐心致力于国事。然而盛极必衰，在经历了抗战胜利的荣光后，蒋介石一意孤行发动内战，军事上却连吃败仗；正治上坚持一當专正一人独裁，遭到全国各界反对；经济领域滥发纸币，垄断暴利，投机盛行，造成物价飞涨，货币贬值，民生凋敝，民众怨声载道。此时，她的支持对她来说尤为重要。“可说今日环境之恶劣，为前所未有。而最足自卫之一点，就是余妻对余之信仰与笃爱，始终为余之慰藉。”“大除夕宴会后放花筒与高升鞭炮，勉效少年度岁之乐，妻更欢悦也。”此时国民正府摇摇欲坠，两人欲使对方放心，强颜欢笑。危难中夫妻间的酸楚与温情溢于言表。
内战后期，曾经追随蒋的亲信接二连三地辞职不干、弃他而去，就连大姐夫孔祥熙和大舅哥宋子文也远走美国定居，只有宋美龄对蒋介石不离不弃，明知美国都想抛弃蒋介石不管了，仍“坚欲飞美一行，与马歇尔国务卿作最后之交涉”。蒋介石深知美国正府的对华态度，认为宋美龄去美国求告“决无希望”，极力劝阻夫人不必前去“自取侮辱”。但宋美龄毅然表示：“个人荣辱之事小，国家存亡之事大。无论成败如何，不能不尽我人事也。”虽然此时的他众叛亲离，但她仍愿为自己深爱的男人奋力拼搏，不计个人得失。临行前，他越发得铁汉柔情，在日记中写道：“夫妻爱情，老而弥笃，屡想中止其赴美也，但为国家外交计，不得不令其行。”然而她的这次访美并没有像1942年那样取得成功，到了1949年5月，上海也快要解放了，此时的他正处于无比焦头烂额中，但他还是不忘抽时间替她最后一次祭拜她的父母，尔后还念念不忘地去他们新婚时的婚房看最后一眼。“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不知道此时此刻，这位正坛枭雄有没有回想起当年新婚时的甜蜜时光。
1950年，她不顾亲人的劝阻，义无反顾地来到台湾陪伴自己的丈夫。此时台岛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她也一改往日夜猫子的习惯，每日凌晨陪他一起祈祷，也许在她看来这能给丈夫些许安慰吧。“民国四十三、四年间，我有次刚好有急事要向先生报告，必须一大早就到士林人邸去找先生，我知道老先生习惯四、五点就起床，所以我在四点多钟就到了士林人邸，准备晋见先生，我走进先生书房，只见到先生和夫人正跪在一起做‘晨课’，就是早上的宗教祈祷仪式，从那时，我才晓得原来先生和夫人，在早上是一起做‘晨课’的”。而他对她也是一如既往得疼爱与照顾“她常常失眠……卫员长为她的健康着想，要求她跟他一起早睡。卫员长半夜醒来，只要发现她不在床上，就亲自下地照料她。”
两人晚年在台湾的生活还是比较平静安宁的，没有了年年不休的征战，也没有了风云诡谲的斗争，两人的面相都变得平和起来。两人的生活作息不同，他早睡早起，而她往往到中午才起床。有一个有意思的细节：他为了不打搅爱妻睡懒觉，几十年来，每天起床时不开灯，而是以一个光线微弱的小手电照明。两人一起吃完午饭后，宋常常会去画室作画，他不太忙时也常常会站在她的身后静静地看她作画。她初时笔法稚嫩，在她背后发笑，她就把他赶出去，“没见过人家画画吗？”后来，经过黄君璧等人的指点，宋美龄的画就相当有模有样了。蒋对夫人学画，向来是采取“妇唱夫随”的态度。宋觉得画得不错，蒋就在上面题词，夫妻俩书画相和，自娱自乐，他不仅在日记里夸赞她为天才，办公室里也挂满了她的作品。 3/4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