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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的冬天，在一个无法入眠的寒夜，听着窗外呼啸的冷风，联想到大诗人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冼星海灵感涌动，奋笔疾书写下了女高音独唱曲《风》。当时在巴黎的俄罗斯著名作曲家普罗科菲耶夫非常喜欢这个作品，并特地在巴黎的广播电台上作了介绍，还在公开场合演奏。在这位音乐名家的推荐下，冼星海进入了当时世界著名的音乐学校——国立巴黎音乐学院，在保罗·杜卡教授的高级作曲班深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轰击沈阳北大营的炮声，在把中华民族推向危亡边缘的同时，也惊醒了一向只关心艺术的音乐家们。在上海，音乐家黄自立即在国立音专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并很快自己作词谱曲写下了《抗敌歌》，成为最早的抗日救亡歌曲。田汉带领张曙、任光、聂耳、吕骥等组成了左翼音乐运动组织，先后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救亡歌曲。以写作众多爱情歌曲而闻名的音乐家黎锦晖，也在“九一八”事变数日后，陆续在报纸上发表了《向前进攻》等抗战歌曲，不久又写作了《勇健的青年》《齐上战场》《奋勇杀敌》等歌曲，并合编成歌集《爱国歌曲》出版。
1934年底，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桃李劫》上映，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影片插曲很快传唱四方：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我们要做主人去拚死在疆场，我们不愿做奴隶而青云直上！而此时，远在法国的冼星海也通过国际工会的新闻影片了解了国内的战况，他也时时为苦难的祖国而伤痛悲怆。
1935年春，冼星海从巴黎音乐院高级作曲班毕业。同年5月17日，杜卡教授去世。恩师的去世坚定了冼星海回到祖国的愿望，他要用在大师那里学到的“近代音乐的力”，为苦难深重的祖国和劳苦大众写歌谱曲。
1935年的夏天，冼星海回到上海，在上海四川路旁的一个亭子间里见到了他阔别7年的母亲。冼星海很快应邀参加了南国社和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音乐小组的活动，开始为进步电影谱曲，在田汉等人的影响下，冼星海逐渐明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他在后来的回忆中写道：“我渐渐自觉了自己的任务，我毅然地加入救亡运动，专心写救亡歌曲”
1936年初，他在随上海“爱国学生联合扩大宣传团”到郊区搞救亡宣传活动时，当场用不到5分钟的时间为塞克的《救国军歌》谱了曲，这首歌迅速传遍了全国：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伤老百姓，不打自己人！我们是铁的队伍，我们是铁的心，维护中华民族，永做自由人！
1938年，南京被日本人占领以后，重庆成为国民正府的陪都，而地处长江中游的武汉成了内地最重要的交通枢纽。在武汉的大街小巷，经常能看到人们集合起来唱歌，有一首歌的名字是《保卫东方马德里——大武汉》，人们希望武汉能像马德里一样长时间地顶住法西斯军队的进攻。歌曲的作者就是冼星海，他已随着救亡演剧二队来到了武汉。在武汉，冼星海一边参加演剧二队的演出，一边忙于组织歌咏队，教唱救亡歌曲，在冼星海等人的努力下，武汉出现了上百个歌咏队。在工作过程中，冼星海认识了武汉的文艺骨干钱韵玲，两人很快陷入爱河。然而，这时的冼星海并不知道，这个19岁的小学音乐老师，是著名左翼学者、共.产當员钱亦石的女儿。
抗战爆发后，澳门同胞在澳葡当局处于中立的情况下，纷纷组建各种爱国救亡团体，由全澳学界、音乐界、体育界、戏剧界人士组织成立的“四界救灾会”最为活跃，他们除了募捐筹款以外，还利用唱歌、演剧，举办游艺会等形式积极开展抗日宣传。一时间，《救国军歌》《保卫卢沟桥》《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救亡歌曲传遍澳门全岛。
1938年10月1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的安排下，新婚不久的冼星海和钱韵玲夫妇踏上了去延安的路。这是冼星海自从看了《申报》记者所写的《抗战中的陕北》一文后，就一直向往的行程，一路走走停停，冼星海夫妇终于在一个月后的11月3日中午，顺利抵达了延安。延安用极大的热情，欢迎这位从法国回来把全国抗日歌咏活动搞得轰轰烈烈的音乐家。当时的延安被称为“歌咏城”，合唱被叫做“全民抗战”，冼星海下车伊始，就一边在鲁迅艺术学院进行音乐教学，一边常常被延安各个单位邀请去组织歌咏队，“领导”“全民抗战”。冼星海很快适应了延安这个全新的环境，开始学习过简单的生活，和大家一起住窑洞，一起上山开荒种地，也一样按照延安的伙食标准吃小米饭和南瓜汤。对于理论学习，冼星海也慢慢发生了兴趣，觉得音乐理论上过去许多不能解决的问题，在社会科学的理论上竟可以找到答案。 3/8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