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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我幼年时亲眼所见的两件事也突兀地钩沉出来。我由那些《贞妇烈女卷》里密密麻麻排列着的作为楷模的女人的名字，想起悬在我家西隔壁门楼上方的那块贞节匾牌，大小仿若中学教室里的黑板，黑色发亮的油漆板面上的漆皮已出现小点脱落，自右至左排列着四个金色楷书大字：贞节可风。落款署名的人，是辛亥革.命后陕西第一任总督张凤翙。我自小就在这门楼前的空场地上和伙伴玩耍，到能认识“贞节可风”那四个大字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兴趣打问这匾牌是奖赏给我们宗族里哪一位守寡守成贞妇的人，而且是陕西总督题写的匾牌，倒是把好奇心放在那个少见也难认的题匾人名字里的“翙”字上。
直到1958年我上学到初中三年级，周六回到家门口，突然发现西隔壁门楼上方呈现着一方陌生的空缺，那块匾牌不见了。这是“大跃进”的强势“东风”卷起的“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横扫打掉的。打掉了也就打掉了，在我几乎没有任何感觉，无非也仅仅只是觉得那门楼上方的空白有点陌生，过后很快也就不觉得陌生了。
还有一件比这块匾牌更富刺激也更深印记的事，是对一个违抗婚姻法则的女人的集体惩罚事件。这是解放前夕的事，我还没有上学，却有了记事能力，一个结婚不久的新媳妇，不满意包办的丈夫和丈夫家穷困的家境，偷跑了。这种行为激起的众怒难以轻易化解，在一位领头人的带领下，整个村子的成年男人追赶到新媳妇的娘家，从木楼上的柴禾堆里扯出来藏匿的新媳妇把她抓回村子，容不得进门，就捆绑在门前的一颗树杆上，找来一把长满尖刺的酸枣棵子，由村子里的男人轮番抽打。全村的男人女人把那个捆在树杆上的新媳妇围观着，却不许未成年的孩子靠近，我和小伙伴被驱赶到远离惩罚现场的空巷里，看不到那长满尖刺的酸枣棵子抽击新媳妇脸皮时会是怎样一幅血流满面的惨象，只听见男人们粗壮的呐喊和女人们压抑着的惊叫声中，一声连着一声的撕心裂肺的惨叫，肯定是刺刷抽打时不堪忍受的新媳妇本能的叫声。这叫声尽管惨烈，在我毕竟是少不更事的时候，渐渐也就沉寂了。
四十多年后的这个春天，我在蓝田一家小旅舍的房子里，一页一页翻着《贞妇烈女卷》里那些不知封盖了多少年的女人名字时，我家隔壁门楼上的贞节匾牌和被刺刷抽击新媳妇的惨烈的哭叫声，从沉寂的心底复活了。竟然是历历在目，声声在耳。无需太多的回嚼，我为这一正一反的两个具象颇为惊讶。
那副由总督题名的匾牌昭示着什么，而被捆绑在树干上用刺刷抽打的女人惨不忍睹的情景又炫耀着什么，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一个不难回答甚或太过简单的话题。然而，那与我时空距离太过久远的《贞妇烈女卷》，那些在我当作笑话听的流传民间的酸黄菜故事，尤其是在我幼年亲眼所见的本家宗室门楼上高悬的贞节匾牌，和那个因逃婚而被刺刷抽打的新媳妇的尖叫声，全都搅和在一起，抹掉了时间和空间的的隔膜，也拂去了陈旧的烟尘，以一种令我心颤的新鲜和生动，横陈在我的眼前，盘绕不散，更无法淡忘。我一时尚意识不到，这部小说最初的酝酿实际已经自此开始了。同样让我可以说意料不到的是，随着一个个人物的出现，关于性的命题突显出来了。尽管这些刚刚出现的人物面目还比较模糊，却涉及到性描写，在那时候我的文学创作观念里，无疑是一个严峻的命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十分严峻的命题。且不说新时期文学发展到八十年代中期在性禁区做了多少探索，仅我自身而言，这个性描写的命题更有特殊的严峻性。
在我小说写作的初始几年，似乎不由自主地以男性为主要写作对象，尤其是那些乡村各色老汉的生活故事和他们的个性，曾经颇得各家报刊编辑的赏识。我曾经不无得意。为了练习刻画人物的写作基本功，我写过一篇《徐家园三老汉》的短篇小说，在不足一万字的篇幅里，我想写出三个个性不同的老汉形象，甚得好评。在我生活的这个不大也不小的文学圈子里，甚至形成某种普遍印象，说我这个业余作者写乡村老汉比较拿手。当我后来由小小的得意进入反省，意识到这种写作状态的另一面，恰恰是自我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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