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写作状态形成的原因并不奇怪，在我刚刚进入社会并确定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追求的时候，是重提阶级斗争并确立为纲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发展到“文革”且不论，文艺界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日紧过一日一年紧过一年，直到“文革”把几乎所有作家关进“牛棚”。我读过的解放以后创作出版的文学作品，英雄人物和所有正面人物，有恋爱情节，却无一个字的性描写。我准确记得只有在长篇小说《创业史》里，写到破坏农业合作社的富农分子姚士杰强奸落后妇女素芳的场景，尽管篇幅很小，却独成稀有的一景，而且是为了揭示富农分子丑恶的灵魂而设的笔墨。在写到主人公梁生宝和改霞的初恋情节时，两个人连手指头也没有碰过，我尽管曾为梁生宝的理性深感遗憾，却仍然相信这是我读过的那个时期的小说里写得最动人也最可信的恋爱故事。我那个时候也读过一些翻译作品，倒是不乏爱情乃至性场景的描写，但在阅读的同时绝不发生迷糊，这是外国小说，外国小说是允许这样写爱情包括具体的性描写的，我们的小说不仅不能这样写，写了会吃不完让你兜着走的。直到“文革”中提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几个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都是光身汉和寡妇，肯定是剧作家谁都不敢碰爱情这一页难念的经了，更不要说性描写了。
在这种背景下学习小说写作的我，不说有意识或无意识，把学习创作的基本功力的练习对着男性，尤其是乡村老汉的生活故事，想来是无可选择也是很自然的途径。我在一种粗浅的反省之后，写了几篇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短篇小说，写到恋爱的美好，也写到挫伤留下的终生痛苦。发表倒发表了，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于好于坏都不见评说，倒使我丧气，甚至怀疑我对女性世界的了解和体验可能隔膜太远。直到1982年冬天，我写出第一个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得到编辑颇热烈的反应，我才第一次获得了探索男女情感世界的自信。不过，仍是以写爱情为主线，涉及感情的复杂性，却基本没有性情景的描写，把握着一个“点到为止”的不成文的原则。
这个不成文的写作原则，直到我已开始构思《白鹿原》，穿插写作中篇小说《四妹子》和《地窖》的时候，尽管已经意识到关于性的严峻性在《白鹿原》的写作中将难以回避，却仍然在这两部中篇小说中把握着“点到为止”。这两部中篇小说的男女角色和情感交葛，提供了可能稍微放纵一笔，写他们合谐或不合谐的性心理感受里的性行为，我却依旧没有放开手笔。原因很筒单，性在《白鹿原》的构思中刚刚有所意识，同时就显示给我的是这个甚为敏感的话题的严峻性，岂敢轻易放手；还有一点不好出口的心理障碍，读者对我的一般印象是比较严肃的作家，弄不好在将来某一日读到《白鹿原》时可能发出诘问，陈某怎么也写这种东西。
在《白鹿原》两年的构思过程中，爱和性是我一直反复嚼磨着的几个自以为重要的大命题之一。我曾搜寻过涉及这个命题的专论，关于爱尤其是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必要性得到一种理论的确认，无疑给予我以启迪也给我信心。然而却很难与我正在构思的《白鹿原》里的人物发生切实的参照。理论阐述的是普遍的道理，而在我所要写的多个人物身上，很难发生具体的分寸把握的功能了。这是仰赖理论所不可能解决的事，不然就无所谓创作了，属于常识。让我确信必要而又恰当的性描写不应该继续成为禁区，是我对文学创作理解的一次突破。然而，那个人物必需涉及性描写，分寸如何把握，却一直是我纠缠着的问题，又无法请教任何人。
随着《白鹿原》构思的深入，关于性描写这个命题似乎又是很自然地得到解决，起初发生的那种严峻性，已经化释了其中的某些威压的成份，而更多地突显出某种庄严感，甚至连最初从理论上确认的关于性描写的必要性，进而增添了某种挑战的意味。这是我对那道“原”的不断深入的理解和体验，我对原上那几位逐渐生动也丰满起来的人物的自以为独自发现的感受，自然发生的某种未曾体验过的颇富挑战性的庄严感。我很清楚，这是我接受了关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新鲜学说，并试探着对《白鹿原》里的人物完成透8视和解析，看到蒙裹在爱和性这个敏感词汇上的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在那个时段的原上各色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中，都是一根不可忽视的或梁或柱的支撑性物件，断折甚至松动，都会引发整个心理平衡的倾斜或颠覆，注定人生故事跌宕起伏里无可避免的悲剧。 3/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