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你们当时是怎样认定林琪祥就是瞿秋白的呢?”
“我回师部的当天，军法处处长吴淞涛就向我作了汇报。他为了在我面前表功，把提审过程讲得有声有色。吴说，他耐着性子反复审问瞿秋白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瞿秋白都不紧不慢地答复叫林琪祥，36岁，上海人，职业医生。吴说他有意长时间静默，静得提审室里五六个人都听见彼此的呼吸声，他甚至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并不时观察瞿秋白的神色，只见他半合半闭的眼睛，脸孔苍白消瘦，端坐的样子像一个打坐的和尚。吴说，在一段时间的寂静之后，他突然一转身使劲把桌子拍得震天响，大声说：‘你是瞿秋白，不是林琪祥!民国16年(1927)我在武汉听过你讲演，你不认得我，我可认得你，你不要冒混了吧!’据吴说，这一突然的逼问，瞿秋白神色有所动，但仍然不紧不慢地说：‘你们搞错了，我不是瞿秋白!’吴才使出最后一招，大声一吼：‘来人啦!’进来的是事先在外等候传话的被俘投敌的共军的叛徒，他指着瞿秋白，向吴献媚地说：‘我用脑壳担保，他就是瞿秋白。我说了不算，还有他本人照片可核对。’吴洋洋自得地向我汇报说，至此，这表面像一座佛，内心比狐狸还狡猾的瞿秋白才被迫低下了头，但吴淞涛删略了瞿秋白最后说的几句话，这是另一位在场的部下后来同我讲的。在叛徒当场的指认下，瞿秋白竟坦然一笑，说：既然这样，也用不着这位好汉拿脑壳作保，我也就不用‘冒混’了。瞿秋白就是我，十多天来我的什么‘林琪祥’，‘上海人’之类的笔供和口供，就算作一篇小说。瞿秋白当时的心境和精神状态，由这几句话即可见一斑。”
“那么后来瞿秋白的态度又怎样呢?您本人是怎样同他接触，又是怎样审问他的呢?”我紧追不舍地提问，使宋希濂先生为难――这是我的提问脱口而出后的感觉。其实不然，他深思了一会儿，反而露出笑容，爽朗地说：“我真没有想到，你的提问包括内容和层次，都同半年前上头组织派人调查的提问如出一辙。你我如果不是相识的，我会怀疑你也是组织派来调查的。”“这只能说是巧合，虽非英雄却所见略同。”我急忙向他解释，并一再表示我实在太感兴趣，欲罢不能，这段故事太吸引人了。
宋希濂掏出香烟未等一支烟抽完，即对我说：“当时我听完军法处长吴淞涛的汇报后，便命令下属先不要再提审瞿秋白，并批了‘优裕待遇，另辟间室’八个字，首先给瞿秋白改善生活环境和条件。我这样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其出发点自然是我当时的反动立场，想以柔克刚，用软化的办法克敌制胜。但最终目的并未达到，还一连出现我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我给瞿秋白生活优待，原担心他不会接受，他却二话未说，欣然处之;我看他的神情，在作了充分准备之后，以为我直接出马同他交锋会有所获，不料他外表体弱神伤，心中却有一把利剑，迫使我步步退守;在我谋事不成、功夫白费的这段时间里，他竟埋头写出长篇文章《多余的话》;我估计他会被押往南京审判，由蒋介石直接处置，却不料蒋介石看无计可施已成事实，竟直接下令由我将他就地处决，而瞿秋白对自己生命的结束竟那样泰然处之，大义凛然……所有这一切恐怕不是短时间就能讲完的。我看今天就谈到这里，过些天再抽时间，且听下回分解吧。”
我只能从命，首次谈话到此结束。但出乎意料的是，不几天，北京正法学院的大学生就屡屡登门“请”宋希濂谈瞿秋白之事。
其时，正协机关的运动也在升级，我为与宋希濂首次谈话引起的悬念所驱使，得知北京的大学生正蜂拥而至，心想为什么我不能插一脚，至少把这个传奇式的故事粗线条地听完呢?我经过反复考虑，便决定也登门拜访。
于是，我们开始了第二次谈话，约两个小时。
宋希濂颇为深沉地说：“你可能不知道大革.命时期我在黄埔军校集体加入国民當，又由陈赓介绍，秘密加入了共/产/當这件事。陈赓是我的湖南湘乡小同乡，他1922年在湖南就加入了共/产/當;1924年他同我一道领着二十来人从湖南长沙绕道上海到广州投奔国民革.命，考入了黄埔军校，一同成为黄埔一期的学生。在1935年4月下旬，在瞿秋白成为我的阶下囚之后，一方面我当时的职位和立场，必须把瞿秋白降服，让他公开投靠到国民當方面，这将是国民當的一次成功，对共/产/當的一个打击，同时也是我个人对蒋介石的一大功劳;另一方面，瞿秋白的突然出现也自然唤起我对往事的记忆，先前既是国民當當员又是共/产/當當员的我，对瞿秋白这样的领袖人物曾经崇敬过，仰慕过。我对这些往事的涌现和情感的藕丝，当时是不会向任何人吐露的。但是，正是这些往事情丝的牵绕，当然更重要的是我当时肩上的国民當中将的军衔亦即是反动的正治立场，促使我对瞿秋白采取了一些非常的措施。 2/7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