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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在改变生活条件前，我首先去瞿秋白的囚室看了他。我提出好好给他治病，他答复用点药减轻病痛尚可，认真的治疗则完全没有必要了。我说两国开战尚且对战俘伤病员实行人道主义，何况你我都是一国的同胞。他却厉声说，蒋介石1927年靠血腥镇压革.命起家，不顾国难当头而发动五次反革.命围剿，请问这人道主义又扔到哪里去了?我避开同他争辩国共两當的是非，递烟给他抽，重申来看他是询问他生活和健康上有什么要求，他倒直爽地说，他作为病人，不反对看病吃药;作为半拉子文人，要写东西，需要笔墨纸张书桌;又说他写东西习惯上需要烟酒，但他身无分文，仅有的财物全被保安团的兵搜走了。我当即答复，这些要求均可满足。第二，我退出囚室后即采取生活优待具体措施，随即把参谋长和几位处长叫到跟前，先亮出‘优裕生活，另辟间室’八个大字，然后宣布六条措施：一，另辟一较大的房间，供给纸张笔墨和现有的古书诗词文集，备书桌一张;二，新购白裤褂两身，布鞋一双;三，按三十六师‘人长饭菜’标准供膳，需烟酒时另备;四，每天允许在房间门口的院内散步两次，指定一名副人和军医负责照料，房间门口白天可不设武装看守;五，自师长(指我)以下，一律对瞿秋白称‘先生’;六，禁止使用镣铐和刑罚。我宣布了这六条，我的下属都表示不解，甚至目瞪口呆。我于是解释：以柔克刚是一条古训。对瞿秋白这样声望大、位置高的人，不能像对待平常人那样，要以情感人，亲近他，软化他，才能谈及其他。你们都要理解我作出这个决定的本意，你们认真去执行吧。”
“那么后果如何呢?”我问。
“一开始我的感觉不错。”宋希濂接着说：“生活环境一改变，瞿秋白每天作息有规律，写诗词，刻图章，舞文弄墨，颇有点悠然自得。以至于不久我的部属凡是能接近他的，包括哨兵，都向他讨字要印章，他都有求必应。我存心下命令：其他人一律先不谈正治，头一个同他正面交锋的必须是我!因为在改变生活条件之前，我手下的人已对他作过多次审讯，在保安团时不但带镣铐，还受过刑罚，都没有效果。我自信这一手定会有所进展。就这样过了半个月，下属天天向我报告瞿秋白的情况，把他写的诗词、书法、印章送给我看。一天，我的目光正停留在瞿秋白书写的小楷咏梅词《卜算子》的最后一段上：
花落知春残，
一任风和雨，
信是明年春再来，
应有香如故。
“我正边看边思考着现在瞿秋白的心态，盘算着如何同他交锋，译电员送来南京和东路总指挥部催问瞿秋白情况的电报――这已经是第三次了，我决定次日由我单独提审他――我怎么也没有料到，经过第二天上午三个小时的舌战，竟宣告我的苦心策划完全无效。”
“请您谈得越细越好。”我打断宋的话，要求他。“好，要不是这段时期在不断写材料，许多事情的细节真想不起那么多、那么细呢。”宋希濂说着，自己点上烟，喝口茶，又请我喝水。正在这时，门突然推开，进来一位邻居，我同宋的谈话自然就被打断了。
在经过10年“文革”几起几落之后，笔者才有可能再度登门拜访宋希濂。那时历经磨难的国家民族雨过天晴，每当敲开宋希濂的家门，我的心情与10年前“文革”爆发之初大不一样，宋希濂也一改沉闷的心境，语音爽朗，侃侃而谈。我问得很多、很细，谈论得很长、很实。尽管其时中央还没有正式为瞿秋白烈士平反。一开头宋希濂就欣慰地对我说：
“就在几天前，中央专案审查小组派人找我调查，要我撰写简要而明确的证明材料，一是瞿秋白在被捕至被处决期间究竟有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二是瞿秋白在狱中是不是撰写了《多余的话》那篇长文?我直截了当地回答了他们，并当场写了证明材料：第一，瞿秋白没有叛.变或变节的言行，有的是充满革.命气节的言行;第二，瞿秋白的确写了《多余的话》长文，我当时就看过，印象极深，这篇长文写的是瞿秋白对往事的回顾和剖析，而不是对从事革.命事业的忏悔，不是国民當方面事后捏造的那样。这两位调查人员极为认真，不追不逼，甚至避免种种提醒的语气，听我讲，由我写，然后逐字逐句看，整整一个下午，是一次严肃而亲切的交谈。他们的礼貌，他们的神色，使我预感到瞿秋白烈士蒙受不白之冤的日子要结束了，平反昭雪的时刻就快来临。” 3/7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