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的视点忽然一转，这时主人公从业余小偷摇身一变为暗恋者。他每天痴情守在楼前，目睹这女孩父母上下班，见他们傍晚下班时自行车后架上夹着一捆青菜，车把上是几个西红柿。她父亲很瘦小，穿一身旧中山装，跟谁都客客气气，戴着眼镜看人目光却有些茫然。他对她母亲的观察里已带着曲意迎合的意味：身材高大，是个迟暮美人；态度冷漠，却拥有一般普通妇女所缺乏的白皙皮肤和一头乌黑的头发。自然也含有对身体内部的暧昧想象。他一连几天蹲坑直到夜晚，“家家户户都亮起了灯”，始终未见少女身影。这像两个人的决战，尽管对方毫无察觉。他为了延长守候时间，天没亮就穿过全城赶到这里，万籁俱寂才乘末班车离开。失败的他决定冒险，“我壮着胆子在白天又几次摸进她家，屋里总是出现一些细微的变化：譬如桌上出现了一本看了一半的书，换了一种牌子的雪花膏；枕畔遗落了几只发卡和几根长发，镜子上的薄灰被仔细地擦拭过。”这是他个人的长征，虽长途漫漫，崎岖坎坷，但他仍然心怀秦皇汉武的宏图大志。 这是李敦白历史观察里的一个死角。或许连以观察70年代灰暗中国而著称的法国理论家罗兰・巴尔特的《中国行日记》一书也未曾注意。这些大牌西方人士谁会注意70年代一个中国少年成长的“寂寞”？谁会在意他的卑微和失恋？他们视野里只有惊心动魄的东方正治黑幕和凝固在西方意识形态镜框里晚清抽鸦片的昏睡愚蠢的中国民众。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少年“闲逛”这个独特的历史街区。我想把观察点从简易楼房移到热闹街头。“蹲坑”未果荷尔蒙却过盛的“我”又回到革.命的大街：“我随着全校由鼓号队作先导的游行队伍在城里游行了一天，手挥纸旗跟着老师喊了一路口号。”那时游行示威像是全城居民的日常起居，不游行倒很觉得奇怪。大小机关和厂矿职工尽数出动，到处红旗招展，队伍雄壮振臂高呼口号，“共同制造了一些声势”。不过，“我”也感到游行示威“很累”，通常要走很远的路才到市中心广场，绕广场一周后返回，回到学校再解散。“回去的路上大家都疲惫不堪，太阳又很晒，领头呼口号的全校最结实的体育老师也声嘶力竭”，“大家一边懒洋洋地走，一边前后左右地聊天，看见路边卖冰棍的老太太”，“下午的街头都是垂头丧气、偃旗息鼓往回走的工人和学生的队伍，烈日下密集的人群默不作声一望无尽。”威廉・富特・怀特提醒研究者：“正治家如果没有街头青年的支持，就无法取得成功。”然而，怀特像李敦白和巴特尔一样注意的其实是青年而非少年。“文革”初期正治家主要依靠的是大学生、高中学生和青年工人，而非主人公这种懵懂的少年。革.命的力量在青年，而非少年，这是天定的真理。这些青年是《晚霞消失的时候》《波动》《公开的情书》和《伤痕》里的主人公。中国的“文革史”研究虽然在海外汉学和国内现代史领域取得了赫然成就，但被青年红卫兵和工人巨大身影罩住的“少年”群体，这个被怀特称作“街角社会”的社区仍“默不作声”，也不能说不是一个遗憾。在这个角度看，《动物凶猛》这篇小说可以说是眼光独具。《动物凶猛》继续写道：
高洋先看到了我，笑着喊我的名字，其他人也纷纷掉过头来看我，笑嘻嘻地指着我喊：
“没劲没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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