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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驹的第二位夫人邓韵绮原是北京的京韵大鼓艺人，韵绮的名字是张伯驹给起的。“我大妈当年是唱得好的京韵大鼓艺人，我上大学时她已经四五十岁了，仍断不了哼唱几句。她的长相不算娇艳，也不太善于打扮自己，穿着绸缎衣装也不比别人更美，当年主要是唱红了的。她到底是出身贫寒，所以很会料理家庭生活，她能把我父亲在北京的生活安排料理得很好，北京家里的管家和厨师也能够按照我父亲的需要随时侍候，做出令我父亲满意的丰盛菜肴。”(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张伯驹的第三位夫人王韵缃是苏州人，名字也是张伯驹起的。“我姥爷从家乡外出做工在北京安了家。我父亲经过大中银行职员的介绍看中了我妈妈，就在北池子一带弄了一套小院，给我姥姥一笔钱，娶了我妈。他给我妈起名叫王韵缃，不久以后我妈妈就怀孕了，我爷爷奶奶早就盼望有个孙子，知道我妈妈怀孕后，就把我妈接到天津家里与我爷爷奶奶同住。妈妈生下我之后，爷爷奶奶为了让妈妈照顾好我，也为他们能看着我长大，就没有再让我妈回北京，而是留在了天津家里，留在了爷爷奶奶的跟前。”(张柳溪“父亲张伯驹的姻缘”)
上世纪20年代末，张伯驹被卫派去上海任盐业银行总管理处总稽核时，三夫人王韵缃是准备随行的，但此时王韵缃已管理张府全家的家务和一切收支，再加上张伯驹的父母不愿让孙子张柳溪离开，最终没能成行，而张伯驹去上海后邂逅并娶了潘素。1948年邓韵绮与张伯驹离婚，1952年王韵缃也和张伯驹离了婚。只有潘素留在了张伯驹身边，陪伴他度过了坎坷的一生。
金风玉露一相逢——张潘情定上海始末
《浮生六记》中的的芸娘心心念念要为沈三白物色“美而韵”的女子，这“美而韵”可能就是有姣好的容貌和不凡的气质吧。民国时代出现了很多“美而韵”的女子，潘素就是其中一个。
潘素原名白琴，乃前清著名的状元宰相潘世恩的后代。但其父潘智合是个纨绔子弟，移居上海后游手好闲，家产被其挥霍一空。其母沈桂香亦出自名门，为潘素聘请名师，促其工女红、习音律、学绘画。潘素13岁时，母亲病逝，继母王氏给她一张琴，将她卖入欢笑场所。
关于张伯驹与潘素，张伯驹的好友、曾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中国银行监察人、周佛海机要秘书的孙曜东这样回忆：
潘素女士，大家又称她为潘妃，苏州人，弹得一手好琵琶，曾在上海西藏路汕头路路口“张帜迎客”。初来上海时大字认不了几个，但人出落得秀气，谈吐不俗，受“苏州片子”的影响，也能挥笔成画，于是在五方杂处、无奇不有的上海滩，曾大红大紫过。依我看，张伯驹与潘素结为伉俪，也是天作一对，因为潘素身上也存在着一大堆不可理解的“矛盾性”，也是位“大怪”之人。那时的“花界”似乎也有“分工”，像含香老五、吴嫣等人，接的客多为人场上的人，而潘妃的客人多为上海白相的二等流氓。红火的时候天天有人到她家“摆谱儿”，吃“花酒”，客人们正在打牌或者吃酒，她照样可以出堂差，且应接不暇。那时有些男人喜欢“文身”，多为黑社会的人，而潘妃的手臂上也剌有一朵花……最终她的“内秀”被张伯驹开发了出来。
张伯驹在盐业银行任总稽核，实际上并不管多少事，整日埋头于他的书画收藏和京剧、诗词，每年到上海分行查账两次，来上海就先找我。其实查账也是做做样子的，他来上海只是玩玩而已。既然来玩，也时而走走“花界”，结果就撞上了潘妃，两人英雄识英雄，怪人爱怪人，一发而不可收，双双坠入爱河。张伯驹第一次见到潘妃，就惊为天女下凡，才情大发，提笔就是一副对联：“潘步掌中轻，十步香尘生罗袜；妃弹塞上曲，千秋胡语入琵琶。”不仅把“潘妃”两个字都嵌进去了，而且把潘妃比作汉朝的王昭君出塞，把她擅弹琵琶的特点也概括进去了，闻者无不击掌欢呼。可是问题并非那么简单，潘妃已经名花有主，成为国民當的一个叫臧卓的中将的囊中之物，而且两人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程度，谁知半路杀出了个张伯驹。潘妃此时改口，决定跟定张伯驹，而臧卓岂肯罢休？于是臧把潘妃“软禁”了起来，在西藏路汉口路的一品香酒店租了间房把她关在里面，不许露面。潘妃无奈，每天只以泪洗面。而张伯驹此时心慌意乱，因他在上海人生地不熟，对手又是个国民當中将，硬来怕惹出大乱子，他只好又来找我。我那时候年轻气盛，为朋友敢于两肋插刀。趁天黑我开出一辆车带着伯驹，先到静安寺路上的静安别墅租了一套房子，说是先租一个月，因为那儿基本都是上海滩大老爷们的“小公馆”，来往人很杂，不容易暴露。然后驱车来一品香，买通了臧卓的卫兵，知道臧不在房内，急急冲进去，潘妃已哭得两眼桃子似的。两人顾不上说话，赶快走人。我驱车把他俩送到静安别墅，对他们说：“我走了，明天再说。”其实明天的事伯驹自己就有主张了：赶快回到北方，就算没事了。 3/5 首页 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