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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衣柜正对床脚，柜上放着孔德沚的骨灰盒。1975年1月29日，在夫人五周年忌日这天，茅盾让儿子去八宝山取回骨灰盒放在家中，以便朝夕相伴。家人常看到他呆呆地站在骨灰盒前，默不作声。
闭门抬笔忆平生
四合院的采光大大优于原来居住的小楼，减轻了茅盾阅读的不便。儿子拿着茅盾的证件去内部书店给他买回新引进的读物，如《丘吉尔回忆录》《赫鲁晓夫回忆录》等。茅盾也有了写回忆录的念头，但他不急于动手。他认为“四人帮”已见颓势，正治环境即将好转，要等图书馆完全开放能够查资料那一天再写。1976年初，周恩来去世，邓小平被撤销一切职务，茅盾突然把儿子儿媳叫到身边，说他觉得有生之年看不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了，他决定现在就写回忆录，即使写不完，也好留下一个历史的见证，将来公诸于世。
1976年3月24日，茅盾开始了第一次录音。他手持话筒，靠在卧榻上，儿媳和孙女在旁边记录。茅盾第一次用录音机，一拿话筒就紧张，生怕录不上，总是急急忙忙往下说，错过许多细节，录了几次才熟练。整个四月，他坚持每天下午录音两小时，只在清明节前后给儿子儿媳“放假”三天，让他们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的群众集会。
1978年春节前夕，茅盾到北京医院看病，巧遇胡乔木。胡乔木拉住他大谈中央最近的一项“抢救”计划——组织老同志撰写回忆录。胡乔木不知道，茅盾早已悄悄开始口述回忆，除了家里人对谁也没透露。茅盾儿媳陈小曼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社长韦君宜指派她回家专职协助茅盾搜集资料。茅盾看了录音整理材料，感到口述的内容只有事件经过，却无作家文采，决定重新开始，亲自动笔。
1978年至1980年，茅盾进行了1949年之后第一次集中写作。他习惯躺在床上，从茶几上取资料看，构思好就起身到写字台，写一段再躺下边休息边看资料。早上7时起床，9时开始写作，写到11时，午休至3时，再写两小时。到了1979年夏季，他上午写作，下午只能看资料。肺气肿引发严重气喘，视力每况愈下，每天写八九百字，已是他身体承受的极限。
1981年2月，茅盾多日低烧不退，20日清晨离家住院，18日那天他仍在写作。3月14日，在北京医院病床上，茅盾“自知病将不起”，口述遗嘱由儿子记录，捐出全部稿费共25万元，作为设立一个长篇小说文艺奖金的基金。3月20日，在半清醒半昏迷的状态下，茅盾数着：“四，五，六，七，八，九，十”，过会儿又说，“如果四月份出院，到十月份正好半年，我就可以把回忆录写完了。”
茅盾于1981年3月27日去世。他为回忆录命名为《我走过的道路》，未写完的部分由儿子沈霜（又名韦韬）根据录音和文献补全。茅盾亲笔写作二十四章四十二万字，写到1934年停笔，那正是他人生最波澜壮阔的时候：国民當对左翼文艺大举围剿，茅盾与左联友人于夹缝中经营《文学》杂志；协助鲁迅创办《译文》杂志；《子夜》列入禁书，越禁越出名。1934年他写了一篇短文，总结这一年：“就好比练拳的人‘打沙包’。把一个一个扑上身来的‘沙包’打开去，正是拳术的进展，同样的，‘文坛’在荆棘满布，枭狐窥伺的路上挣扎，才是真正的往深处进展！”
“春蚕到死丝未尽，时过子夜灯犹明。”阳翰笙以这样两句话悼念茅盾，确是对他晚年中肯的评价。从1949年至1966年，阳翰笙与茅盾在东四头条文化部大院做了17年邻居，阳翰笙经常看见，每天子夜过后，茅盾书房里仍然透着灯光。茅盾后半生远离纷争，深居简出，于风浪边缘保存着火种，终于熬过黑暗，写就最后的生命篇章。 7/7 首页 上一页 5 6 7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