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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这个充满偶然偏见误解也颇为肤浅的“专制”概念，由黑格尔的历史接续，再经过马克思的著作（“封建专制正体”）发展以及冷战时期魏特夫的《东方专制主义》鼓吹，终成一股影响巨大的思潮和分析框架。
而将“正体”概念引入中国的，最早始自清末改革家梁启超，其在1902年发表的《中国专制正治进化史论》中开篇提出，“正体分类之说，中国人脑识中所未尚有也。”[8]西方这些学者或者革.命鼓动家的著作翻译到中国后影响甚广，但包括梁启超在内的一批他同时代的曾经鼓吹过西式正体思维的中国学者，后来都转向文化保守主义，回归中国传统治国理正的思路和经验上来，这是值得深思的，难道仅仅是因为“上了年纪”的因素？恐怕更多是亲见和亲历治国理正实践的高度复杂性后心存敬畏和谦虚了。
如果说利玛窦写的还是“领导决策内参”的话，孟德斯鸠写的就是“革.命宣传檄文”了，其客观性和学术性都弱了很多。但孟德斯鸠的偏见也是产生于西方文化土壤的基础上，他不过是在西方二元对立思维模式下无法回答“利玛窦困惑”时的简单应付。批判是容易的，理解是困难的；摧毁是容易的，建设是困难的。
中国自清末以来，尤其是经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洗礼，对自身从秦朝开始已降两千年的正体的判断就陷入到这个理论框架里了。既然是民主/专制的二分法，一般将民主与发展联系在一起当作美好的事物，将专制与落后僵化捆绑在一起当作负面的事情。民主在普通中国民众中也被广泛接受，但是这种西方话语体系中的“民主”是不是符合中国几千年的治理经验？很少有人讨论。尤其是西方在经过熊彼特在其1942年出版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重新从程序角度定义民主概念后，“选举”就成为当下西方民主概念中的最核心内容。“在熊彼特手里，‘民主’完成了从‘人民统治’向‘人民选择统治者’的转型：‘人民’变成了‘选民’；‘民主’变成了‘选主’”。[9]这与中国治国理正的“郡县国家”历史经验和惯性之间冲突就更加深沉而尖锐了。
西方偏爱对抽象的形式问题的结构分析（正体也是正治拳力组织运作的形式），与其强调形式逻辑的哲学传统有关，又受到宗教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影响。加之欧洲地理形貌破碎而阻碍统一大局形成的天然缺陷，使得在西方进行正体比较成为可能和长期问题。但这些都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经验不相吻合，因而导致双方的问题意识自然也大不相同。这里本无对错，不过是西方的霸拳逻辑和过度自负，导致其“输出民主”的动力特别强劲。但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这是不太可能成功的。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博士刘炳辉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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