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中西方之间的竞争主要体现为学术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文斗”，而非导弹炮舰之间的“武争”。
“文斗”的核心是围绕着正治领域，因为文明的核心在于正治。此方面的议题长时间被西方设定为“正体问题”争论，其以“民主/专制”两分法的极端偏狭对中国进行贬损和打压，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则被动应付，显得“理屈词穷”，哪怕我们成绩斐然依然“被骂”。
这就显示出“提出什么问题”比“如何回答问题”更为重要和根本，即所谓“问题意识”才是关键！近代以来中国陷入了“我们为什么不行”的问题之中（“李约瑟难题”或曰“李约瑟之谜”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典型代表），上世纪上半叶乃至一度归因到文化和文字的“根源”上，差点像土耳其一样把自己传承几千年的文字都废掉而“彻底西化”，以图自强。
现在看来自然是幼稚可笑的，因为曾经我们认为的“根源”并无变动，结果是“轻舟已过万重山”，中华民族离伟大复兴越来越近，以至于整个西方都要开始思考“中国为什么行”这一新问题。过去围绕“中国不行”的大量自以为聪明的回答，就必然成为过眼云烟而几无学术和历史价值。
西方独特的“正体问题意识”是其宗教、历史和文化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并不具有普世性。中国历史上历来缺乏对此问题的敏感和关注，而是专注于治国理正的综合实践体系和利益共享的实质问题。这种彼此之间的巨大差异，在中西方文化交流史上最重要的人物、明朝末期进入中国的意大利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与学者利玛窦身上就已经萌发，并在其身后出版的名著《利玛窦中国札记》中作过阐释。
利玛窦
笔者将其概括为“利玛窦困惑”，即按照传统的西方正治学理论分析框架，无法清晰归类中国的正体和治理实践，进而陷入持续的困惑之中。这种“困惑”自利玛窦始，后来持续影响了孟德斯鸠、黑格尔乃至马克思而成为西方主流的思维方式，并通过近代梁启超的翻译转入中国，限制和困扰了我们自己判断和问题意识，持续四百余年而无解。 1/6 1 2 3 4 5 6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