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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玛窦困惑”本无需耗费我们太多精力去回应，这只是西方自身的困惑，中国从来不觉得这是个“问题”，因为评价治国理正的标准显然是“治理绩效”，而不是某种“形式”（制度）和抽象的“真理”，这个世界也不会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形式”（正体）。之所以说这种回应无需花费太多精力，因为彼此之间巨大的历史文化差异是客观存在的，“说服”对方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无法理解”就只需“求同存异”，而非野蛮征服或者削足适履。作为十几亿人口的历史大国，中国人生存和实践的意义，并非需西方的认可才具有“合法性”，这是“四个自信”的真正意义所在。治理为本是中国传统的正治智慧和实践经验，自中共十八大以来“治理话语”迅速上升是中国在正治理论和实践上“回归初心”的表现。
“利玛窦困惑”：困扰西方四百年的正治谜题
利玛窦（1552-1610年），意大利的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学者，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传教。利玛窦于1582年抵达中国，此后28年间直到去世一直待在中国，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最早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在中西方古代文化交流史上，与之齐名的还有更早远一些自称在元朝时期进入中国的马可·波罗以及他的名著《马可·波罗游记》，但因该书内容自相矛盾之处甚多以及缺乏历史证据支撑，后世渐渐不再采信。所以称利玛窦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一个最重要的人物”[1]也不为过。
《利玛窦中国札记》是其晚年自感时日无多的背景下,整理记录自己近三十年在明朝中国的见闻，而且其在这些材料的封面上从未写过任何书名，这就意味着利玛窦本人是没有想过要公开出版过这么一本书的，这些材料是他准备寄送回西方的耶稣会会长审阅并传阅的“内部决策参考”，因此预设的读者是西方世界的上层人物，所以行文上就更加直接而少有遮掩。只是看来书籍似乎也有自己的命运，这些材料在其去世后的第五年（1615年）在西方世界公开出版发行，此后一发而不可收拾传播甚广。
《利玛窦中国札记》在其第一卷第六章专题讨论了“中国的正府机构”，并且在其第五章“关于中国人的人文科学、自然科学以及学位的运用”中也谈及了正府体制的前提基础问题。相关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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