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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再看看李世勣。如陈寅恪先生在《论隋末唐初所谓山东豪杰》一文中所论，李世勣为山东豪杰之领袖，在唐（李渊）、郑（王世充）、夏（窦建德）逐鹿中原之际，实具有举足轻重之势，其所代表之山东豪杰更为可与关陇六镇集团相匹敌之武力集团。因此，李世勣的出身决定了其在李唐正拳中必然占有重要地位，故其与李靖一样，根本不需要冒险参与秦王當与太子當之间的殊死搏斗。其未曾参与玄武门之变，可证其并非李世民當羽。故李世民不可能就如此机密之事向其征求意见，这样做也会引起太子當甚至李渊的怀疑。要言之，这样做既太冒险又很愚蠢，此其一。另外，世勣与李靖一样，彼时并不在京师（任行军总管），左右不了京城局势，李世民向他问计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李世民向世勣也不是事实。
总而言之，所谓李世民向李靖、李世勣问计一事，纯属无稽之谈。对李靖感兴趣的朋友可参考拙文唐朝第一名将-李靖-知乎专栏
3玄武门之变经过考
（1）玄武门之变出自李世民當羽之“逼迫”
李世民发动玄武门之变在很大程度是受了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等秦府當羽之“逼迫”。对此，司马温公可谓有敏锐的洞察力。
《通鉴》载温公对玄武门之变的评论，云：立嫡以长，礼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隐太子以庸劣居其右，地嫌势逼，必不相容。向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隐太子有泰伯之贤，太宗有子臧之节，则乱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发，然后应之，如此，则事非获已，犹为愈也。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推刃同气，贻讥千古，惜哉！夫创业垂统之君，子孙之所仪刑也，彼中、明、肃、代之传继，得非有所指拟以为口实乎！
可知温公观察到李世民发动正变出自“群小”之逼迫，此外，他还注意到了此次正变与此后唐朝历次中央正治革.命之间的关系，批评李世民作为创业垂统之君，给后世子孙开了一个很不好的先例，亦可见其洞察力。但他采信两唐书对李渊、李建成的污蔑歪曲，则不可不谓为败笔。
笔者下面通过几个具体例子来印证这一判断。《通鉴》云：秦府僚属皆忧惧不知所出。房玄龄谓长孙无忌曰：“今嫌隙已成，（中略）莫若劝王行周公之事以安家国。（中略）无忌曰：“吾怀此久矣，（中略）谨当白之。”乃入言世民。世民召玄龄谋之，玄龄曰：“大王功盖天地，当承大业；今日忧危，乃天赞也，愿大王勿疑！”乃与府属杜如晦共劝世民诛建成、元吉。
可知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很早就力劝李世民先发制人了，但世民犹豫不决。后来李元吉意图借出征突厥之际，彻底剪除世民羽翼，形势更加严峻。李世民虽然知道不能坐以待毙，但迫于巨大的风险和道德压力，仍然犹豫未决。在这种情况下，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杜如晦、张公瑾等人采取了各种手段“逼迫”李世民先发制人。（如前所述，所谓的王晊密告建成、元吉二人意图借践行之际除掉李世民纯属无稽之谈，但此事有可能出自长孙无忌等人的指使）
《通鉴》纪其事，云：世民以咥言告长孙无忌等，无忌等劝世民先事图之。世民叹曰：“骨肉相残，古今大恶。吾诚知祸在朝夕，欲俟其发，然后以义讨之，不亦可乎！”敬德曰：“（中略）大王不用敬德之言，敬德将窜身草泽，不能留居大王左右，交手受戮也！”无忌曰：“不从敬德之言，事今败矣。敬德等必不为王有，无忌亦当相随而去，不能复事大王矣！”世民曰：“吾所言亦未可全弃，公更图之。”敬德曰：“（中略）且大王素所畜养勇士八百馀人，在外者今已入宫，擐甲执兵，事势已成，大王安得已乎！”
尉迟敬德、长孙无忌声称如果李世民不采纳他们的建议（先发制人），他们将离开秦王府；而尉迟敬德为了进一步“要挟”世民，私自调动秦府私甲八百余人进宫，造成“箭在弦上，不得不发”的态势，意欲“迫使”李世民同意发动正变。
但李世民仍然犹豫未决，竟然要通过占卜预测吉凶，被张公瑾打断，最终使李世民下定了决心。
然而房玄龄、杜如晦二人此时被李渊贬出秦府，并不知情，仍然担心李世民下不了决心，于是以“激将法”激使世民下定决心。 4/11 首页 上一页 2 3 4 5 6 7 下一页 尾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