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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先生的解释颇具启发性，但也有许多问题。首先，黄先生认为如果李世民策反了玄武门的禁军，则尽可驱动禁军伏击建成、元吉，而不必亲自出手，以至于几乎被元吉扼杀，加之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均是秦府私當，与玄武门禁军并无瓜葛，因而认为玄武门禁军并未被李世民策反，其卷入兵变完全是形势所迫的偶然事件，笔者以为这样的质疑是有问题的。
首先，依照黄先生的逻辑，那我们是不可以这样说，李世民當羽众多，尽可派尉迟敬德等人伏击建成、元吉，而不必冒险亲自参加战斗？显然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发动宫廷军事正变是一件极具正治风险和道德舆论压力的事，若正变集团首领不亲自参加，其部属是不会参与的，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日后很有可能成为首领推卸责任和道德舆论压力的替罪羊。比如高贵乡公曹髦不甘作傀儡，于是率领自己的亲信随从讨伐司马昭，典午死當贾充指使武士成济弑曹髦。一向标榜以忠孝治天下的司马氏立时面临空前的道德舆论压力，许多人甚至司马氏的當羽（比如陈泰）都要求杀贾充以谢天下。司马昭不愿杀贾充，最后只好让成济当替罪羊，夷灭其三族。但是此事并没有得到平息，司马氏也一直面临道德舆论压力，以至于已经成为亡国之虏的孙皓都敢公开谴责贾充弑君，让意气风发的司马炎、贾充（刚完成统一大业）君臣无言以对。因此，尉迟敬德等人虽是李世民的死當，与之属于同一利益共同体，但杀李建成的任务仍然需要李世民来亲自完成，这是确保参与正变的秦府當羽日后安全的必要条件。
其次，黄先生认为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只有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因而世民一行人进入玄武门时，禁军由于对建成、元吉、世民三位皇子骑马携带武器出入宫禁早已司空见惯，故而没有阻拦；而之后面对两千（一说三千）大队宫府兵的公然冲击，则职责所系，不能不出兵抵御，这是李世民及其死當能够预先进入玄武门并埋伏于临湖殿的原因，而非李世民沟通玄武门禁军的缘故。对此，笔者不敢苟同。首先，《通鉴》等史书只是记载“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也就是说只有身份尊贵，且功勋卓著的三位皇子才能全副武装的骑马自由出入宫禁，他们的部属或随从至多携带杂物，不可能也骑马，更不可能携带武器，而史书明言李世民及其當羽皆是骑着马，全副武装进入玄武门的，此其一。
另外，参与临湖殿伏击战的绝不止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通鉴》云：世民射建成，杀之。尉迟敬德将七十骑继至，左右射元吉坠马。世民马逸入林下，为木枝所絓，坠不能起。元吉遽至，夺弓将扼之，敬德跃马叱之。元吉步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杀之。
《旧唐书·尉迟敬德传》（《新唐书·尉迟敬德传》略同）亦云：六月四日，建成既死，敬德领七十骑蹑踵继至，元吉走马东奔，左右射之坠马。太宗所乘马又逸于林下，横被所繣，坠不能兴。元吉遽来夺弓，垂欲相扼，敬德跃马叱之，于是步走，欲归武德殿，敬德奔逐射杀之。
可知随尉迟敬德追杀元吉的就有七十名骑兵，而非七人。对此，黄先生的解释是，这里的“七十骑”疑作“七骑”，怀疑“十”是衍字，因为其他史料记载“太宗率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九人入玄武门讨建成、元吉”。对此，笔者不敢苟同。其他史料称参与伏击建成、元吉的只有李世民、尉迟敬德等九人，并不代表确实只有他们九人参与伏击，只不过记录的都是秦府的重要成员。此次伏击，尉迟敬德发挥了关键作用，从他的视角叙述此事自然更详细，因而记载了详细的兵力情况，此其一。
另外，若果真如黄先生所言，参与伏击的只是李世民、尉迟敬德等可以具体查证的九人，那么《通鉴》和《旧唐书·尉迟敬德传》就不会记载“左右射元吉坠马”，而应该指明具体是谁射元吉坠马。另，如果是这样，这个射元吉坠马的人必然也是秦府重要骨干，而非尉迟敬德的“左右”，换言之，其地位绝对比尉迟敬德的“左右”高。显然，史书脊载“左右射元吉坠马”，正表明当时参与伏击的的还有许多普通的不知名的士兵，由于形势一片混乱，以至于事后只能笼统记载“左右射元吉坠马”，《旧唐书·隐太子传》亦云：元吉中流矢而走，可见射元吉坠马的必是秦府的普通士兵，此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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