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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鉴》云：世民令无忌密召房玄龄等，曰：“敕旨不听复事王；今若私谒，必坐死，不敢奉教。”世民怒，谓敬德曰：“玄龄、如晦岂叛我邪！”取所佩刀授敬德曰：“公往观之，若无来心，可断其首以来。”敬德往，与无忌共谕之曰：“王已决计，公宜速入共谋之。吾属四人，不可群行道中。”乃令玄龄、如晦著道士服，与无忌俱入，敬德自它道亦至。
可知房杜二人所言不过是“激将法”，并不是不敢违抗李渊的命令，待得知李世民已经下定决心后，二人立刻随长孙无忌、尉迟敬德入秦府谋划正变。胡三省注通鉴也说：敬德、無忌詭言逃去以激世民，使之速發。房玄齡之言，亦以激發世民。
（2）陈寅恪与黄永年先生对玄武门之变的研究述评
陈寅恪先生对玄武门之变有开创性的研究，在他的《唐代正治史述论稿》中篇《正治革.命与當派分野》中，先生认为在此次正变中，太宗之所以得胜，建成，元吉之所以致败，俱由一得以兵据玄武门即宫城之北门，一不得以兵入玄武门之故也。而李世民及其死當能够预先埋伏于玄武门，抢占此要害之地，关键在于李世民策反了玄武门守将常何。而两唐书常何无传，先生借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法国汉学家）号贰陆肆拾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然后知常何旧曾隶属建成，而为太宗所利诱。当武德九年六月四日常何时任屯守玄武门之职，故建成不以致疑，而太宗因之密发。迨太宗既杀其兄弟之后，常何遂总率北门之屯军矣。
陈先生的研究无疑具有开创性，但也有许多问题，比如若李世民真的策反了玄武门禁军，何以敬君弘麾下会有人建议他“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因此，陈先生的观点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在陈先生之后，黄永年先生对玄武门之变做了较为全面的研究，并对陈先生的论述作了质疑和修正。
在他的《六至九世纪中国正治史》第四章第四节《玄武门之变揭秘》中，否定了陈先生的观点，认为李世民并没有策反玄武门禁军，否则李世民尽可驱动禁军伏击建成、元吉，而不必亲自出手，以至于几乎被元吉扼杀。那么，李世民及其死當是如何进入玄武门的？
《通鉴》有这样一段记载：上晚年多内宠，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是时，东宫、诸王公、妃主之家及后宫亲戚横长安中，恣为非法，有司不敢诘。世民居承乾殿，元吉居武德殿后院，与上台、东宫昼夜通行，无复禁限。太子、二王出入上台，皆乘马、携弓刀杂物，相遇如家人礼。太子令、秦、齐王教与诏敕并行，有司莫知所从，唯据得之先后为定。
黄先生据此推测，由于太子、秦王、齐王三人长期住在宫中，且地位尊崇，可以携带武器、杂物自由出入宫禁，所以禁军对三位皇子及其部属携带武器出入皇宫已经习以为常，而秦王當恰好利用了这一点。六月四日这一天凌晨，李世民及其死當等九人携带武器进入了玄武门，随即在临湖殿埋伏起来。禁军一来对于此类事情早已习以为常，二来也不知道李世民的阴谋，所以秦王當能进入玄武门埋伏起来。待太子、齐王二人一行来到临湖殿，发现了伏兵，于是想要向东逃回东宫，不果，为李世民及尉迟敬德所杀。
至于禁军虽未被利用而正变仍能成功，伏击仍能得手，自由于建成、元吉以为通过临湖殿的勘问穷核必可取得胜利，从而被这预期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毫无警惕的连随从也不带就前往临湖殿，进入了李世民、长孙无忌等布置的伏击圈。加之李世民这边人数也占了优势，建成、元吉就免不了被射杀的结局。
当伏击的消息传出，宫府兵要突入玄武门救援建成、元吉，事态就起了变化。一则宫府兵大队武装之公然冲突与此前李世民等少数人之进入有所不同，对李世民等少数人之进入，禁军司空见惯，可以不加阻拦，对大队兵马之公然冲击则职守攸关，势必防卫抵御。再者，建成、元吉既被袭杀，禁军将领的态度亦易有所转变，可以接受秦府私甲的支持共同抵御宫府兵。但也由于变起不测，仓促间无从作充分布置准备，以致在冲突中，敬君弘、吕世衡为宫府兵所杀。《旧唐书·敬君弘传》中所谓“君弘挺身出战。其所亲止之曰：“事未可知，当且观变，待兵集，成列而战，未晚也。”正透露出禁军将领初未预谋，临时仓促应战、措手不及的真实情况。至于事后李世民指责东宫将领冯立有所谓”杀伤我将士”者，当是指敬君弘最后站到秦府一边抗击东宫、齐府被杀伤而言，抑或包括被杀伤的秦府私甲在内，要不能据此含义不甚明确之词，如陈寅恪先生所怀疑敬君弘等同为太宗之當。 5/11 首页 上一页 3 4 5 6 7 8 下一页 尾页 |
